当代物权法百科全书小辞典初稿942-2
制定中国物权法典的可行性
一、基本理念
（一）概念
制定物权法典，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非常亟需与完全可行的。
充分利用物权法典的立法资源，加固国家财产防火墙、集体财产防火墙和私有财产防火墙，一律没收投机分子“法无明文规定不禁止”的所谓“尚方宝剑”、“护身符”，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亟需的。
可行，就是规划与实行中可靠的意思。可行性，就是事情的开头与结局可靠性、靠谱性的意思。任何事情，靠谱的就有可行的保证，不靠谱就没有可行的保证。
这里主要是智力投资，至于物力投资则不在话下。智力投资的可行性研究，所遵从的是思维科学投入产出的客观规律，而不是经济科学投入产出的客观规律。用适当的智力投资和少量的物力投资制造物权法典，可以获得巨大的社会效益，非常可观地既利国又利民，真正是千载难逢的极好机遇，何乐而不为？应当坚定一条信念，只要符合物权法典思维科学客观规律的，就是完全合理的与可行的。
制定物权法典，所寻求的是社会效益和法制效力，不必为物权法单行法更改为物权法典的人工重复而斤斤计较。智力投资的投入与产出比是合理的，符合物权法典和社会需要的，结构上、内容上基本符合要求的，就可以完全推定为可行的。
以下几个问题应当明确，应当统一认识，提高认识论水平。制定物权法典可行或不可行，以及与制定民法典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认识清楚，仔细琢磨，当然不能妄下结论。
1、单独制定物权法典应当是可行的
未来可期制定的物权法典应当是独立的法典，可以与未来可期制定的民法典分为两套法典分别实施。无论并列的情形会怎样，也无论是先制定或者后制定，物权法典应当是特立独行的。因为，制定物权法典是必要的，制定民法典却没有这种迫切性与必要性，而且将物权法加入民法典之中也没有这种必要性。
按照原先的立法规划，是将物权法加入民法典之中，与总则、合同法、人格权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等其他的8个部分共为一体，并没有打算将物权法典列入立法规划之中。
以上立法规划，客观上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认真考量。
一是，因为将物权法加入民法典之中，以物权法代替并挤走了财产权法，法律的布局不尽合理。
只有将物权法另立为物权法典后，才有可能将财产权法加入民法典后，法律的布局才是合理的。一方面可以放手扩大物权法的容量，另一方面可以放手让财产权法展示出来，两种法律资源均得到充分利用，这也是最好的立法规划方案。
物权法的性质，应当是基本权源法、基本民法、基本担保物权法，大部分是财产权法，但不限于财产权法。
物权法，包括财产权法和非财产权法两大部分，且财产权法中不仅包含可流通、可交换的有金钱价值的财产权，而且包含限制和禁止流通、交换的财产权，而且还包含没有交换价值、金钱价值而有物权价值的物权。
财产权，一般是指可流通、可交换的有金钱价值的财产权，称之为经济财产权。主要是意定的、可交易的财产权，法定的、不可交易的财产权比较少。
现实条件下，民法典中将物权法和财产权法一同加入民法典中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物权法和财产权法，在概念上内容上有许多交叉性的规定，重复规定显得很累赘。当物权法不加入民法典，物权法与财产权法不会发生矛盾冲突，却将财产权法加入民法典，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举两得、一石三鸟。
二是，物权法中公法的内容很多，将物权法加入民法典之中显得很不协调。物权法与民法典并列或者不并列，单行或不单行，最适合的就是最可靠、最可行的。
民法典的本色是姓民的，不是姓公的。物权法中公法的内容很多，所有权部分和用益物权部分中，有许多是制度物权法、政策物权法的内容，行政法、行政经济法的氛围相当的浓郁，将物权法加入民法典之中显得很不协调。
财产权法的本色是姓民的，加入民法典之中是很合适的。大陆法系最早的资产阶级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没有物权法，规定了大量的财产权法，这是有先例的。财产权法加入民法典之中，不仅体例吻合、充分利用了法律资源，而且可以放手借鉴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财产权法的诸多经验教训，打造21世纪中国式财产权法的新模式。
目前，物权法和财产权法都是单行法，两种民法各有千秋，尽管法律内容和适用范围不尽相同，执行起来是配合默契甚至于相辅相成的。
然而，物权法只有一部专门的物权法，财产权法涉及到许多部财产权法。一旦按照原先的立法规划，在民法典中加入了物权法而去掉了财产权法，大量的财产权法就这样白白废止了。为了一部民法典而废止大量的财产权法，这是很不值得的。
因此，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既制定物权法典，又制定民法典，所有的疑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制定物权法典是必需的
任何法律，都有一定的目的意义，都需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与实用性。单行法律是这样，集成法典也是这样的。有时民事法制定单行法是必需的，制定物权法典也是必需的，但制定民法典却不是必需的。这种事情确实需要认真研究，总结国内外立法的经验教训，从长计议，不能草率从事。
物权法资源是最好的法律资源，这种法律资源是其他任何法律也不能替代的。对物权法资源简单的开发利用就是物权法，对物权法资源深入地、全面地、综合地开发利用就是物权法典。显而易见，制定物权法典是必需的，不制定肯定会大量地浪费法律资源的，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权制度是很不利的。
运用科学而缜密的办法，一步步揭开权源的奥秘、物权的族谱与家谱、物权关系的法律性质，公法与私法、民法与商法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关联，压根儿就是公法与私法、民法与商法的信息化高速公路，里面布置了许多法律的桥梁与车站。每种物权主体与客体的保护与限制都是全面的、系统的、立体的，当物权法本身的效力不济时，可以联合其他法律一起执行；当其他法律不济时，可以联合物权法一并执行。真正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制定物权法典是必需的。因为单行法的内容太单薄，很多物权与物权关系规定得太过于简略，很多重要项目没有规定上去，很多方面与整个物权社会人们丰富多彩的物权生活不太适应，既影响到物权法本身的效力，又影响到物权法的联合效力。
制定物权法典后，可以由现行的247条增加到800条以上，法律的内容与结构更加完整、完美，社会主义基本的物权制度之制度化、规范化、正规化建设整体上迈进一个新台阶，对今世和后世的影响力、作用力是不可低估的。
其他的民法，如合同法、人格权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财产权法等，都是专门性的民法，一般不宜将大量的公法与私法、民法、商法进行杂交，上述这些民法一般是纯民法。不能与物权法相提并论，而且不确定性、易变异性的事物相当的多。立法体例上，物权法中公法的成分太浓厚，不能跟上述的民法混合在一起加入民法典。
确切地说，制订民法典与否无关紧要。甚至可以说，不制订民法典更好一些。
那么民法单行本拼凑在一起成为民法典，唯一好处是大家在普法教育中和自觉学习上更加全面一些。但是一旦修改、补充规定起来就非常的麻烦，表面上的形式美会损害内在的形式美，更会损害内容之美，到头来得不偿失。
很多法学家认为民法法典化已经过时，直陈民法典体例格式过于僵化，弊端很多。民事法律是复杂化、多样化的，有些事物发生变化甚至反复变化也是常态的，很多民法项目的具体内容是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的，永远不调整的民法是行不通的。有时候仅仅调整其中一部民法几个条款，就变得凌乱不堪。很多国家的民法典存在几个版本，而本版本中又存在几个修改版本，非常凌乱而劳民伤财。修改民法典时，远远比修改民法单行本麻烦得多，而且必然产生许多副作用。
日本曾经出现过两个版本，两个版本的命运各有差异，但都有法典化僵化的弊端。
第一个日本民法典历经10年，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公布，并决定于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施行。旧民法典共五编1762条，即财产编572条，财产取得编435条，债权担保编298条，证据编164条，人事编293条。
该法典公布前1年，由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生组成的法学士会，发表了《关于法典编纂的意见书》，揭开了“民法论争”的序幕。该意见书声称：“政府设法典编纂委员会，令其从事法律调查，非我等所非议者，惟望勿急于发布。因我国社会脱自封建旧制，又不能依欧美新制，故此事业委实艰难。若勉强完成，则恐有悖民俗，徒使人民受法律繁杂之苦。所以，不如以今日之必要为限，以单行法规规定之。法典应待民情风俗稳定时完成之。”
以这份意见书为导火线，引发了主张民法典延期施行和如期施行的激烈争论（史称“民法论争”或“法典论争”）。以东京大学法学部和英吉利法律学校（今中央大学）为核心的英国法学派，极力主张民法典延期施行。以日法法律学校（今法政大学）和明治法律学校（今明治大学）为核心的法国法学派，极力主张民法典如期施行。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这种争议由学界转到政界。在当年举行的第三次帝国议会上，贵族院和众议院都展开了激烈辩论。论争的结果，延期派获胜，第三次帝国议会决定无限期推迟民法典的施行。就一个法典的施行展开如此激烈的争论，恐怕是各国法制史上不多见的现象。
以上资料见于《日本民法典》第2页～第3页。
以上两派法典之争，不是对民法典彻底否定之争，而是针对民法典内容之争。不同的学术门派，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起草制订、颁布实施不同类型的民法典。说明了民法典结构既僵化，又可以随意。尤其是在新旧制度的交汇点上和非常时期，连统治阶级的意见也不能统一，反馈到民法典上必然是瘕瑜互见。
旧民法典在关键时刻流产后，明治政府决定编纂新的民法典。一不聘外国法学家而聘本国法学家为起草委员。二不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而以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1888年发表）为蓝本。
新民法典前三编（总则、物权、债权）提交国会审议顺利通过，决定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公布。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民法典后两编（亲属、继承）提交国会审议也顺利通过，决定于同年六月公布。新民法典自明治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七月十六日施行。
日本民法典施行以来，经过了30多次修订，包括删除、增加、改动，重大修改有3次，前后有1947年、1971年、1987年这几次。诚然，修改归修改，对于单行法的修改与民法典的修改是不一样的。修改民法单行本并不受编制上生硬的约束，修改民法典却受编制上的约束，过程与效果显然是不相同的。
日本民法典施行以来，针对内容不全面、条款短少和民法典内容有些过时的缺点，另外增补施行了十几部的单行法。这些单行法，有民法的类型，也有公法的类型，显得非常的杂乱无章。该民法典是世界上最杂乱无章的民法典之一。说起来，都是民法典编制僵化惹的祸。
民法法典化，导致被动局面、混乱状态的例子很多。法律是最严肃、最工整的公文，而有的民法典竟然成了百衲衣，样子很难看。法国民法典于起草过程中，前后召开过102次会议，国王拿破仑亲任会议主席并参加会议的就有97次。尽管如此，整部民法典满是修改的痕迹，叫人看过后很不舒服。
如第一卷《人》、第一编《民事权利》、第一节《民事权利》，起点条款是第7条（而不是第1条），至15条法律适用的说明有：
第一编民事权利（1994年7月29日第94—653号法律），
第7条（1889年6月26日法律），
第8条（1889年6月26日法律），（第2款及以下条款由1927年8月10日法律废止），
第9条（1970年7月17日第70—643号法律），
第9—1条（1993年1月4日第93—2号法律第47条），（1993年8月24日第93—1013号法律第47条），
第10条（1972年10月5日第72—626号法律），
第12条及第13条（由1927年8月10日法律第13条废止）。
总共才9个条款，修改、补充、修正、废止的补丁多达9个。时间跨度共7个时间段、整整一个世纪，从1889年6月26日，到1927年8月10日、1970年7月17日、1972年10月5日、1993年1月4日，再到1993年8月24日、1994年7月29日。其中，1993年发生了两次修正。
try{mad1('gad2');} catc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