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主调集了三个城邦的卫队，一千多人，带着枪、炮、火把，朝竹海扑来。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是三个领主一起商量的。第三城邦的领主，第四城邦的领主，第五城邦的领主。三个人，三座高塔，三面旗。平时谁也不服谁，你占我的矿，我抢你的粮，你打我的狗，我骂你的娘。今天坐在一张桌子上，喝茶，吃点心，说客套话，像一个娘生的亲兄弟。不是亲了，是怕了。他们怕的不是沈安澜，是那些站起来的人。站起来的人，不跪他们。不跪他们，就不听他们的。不听他们的，他们的塔就空了。塔空了，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了。
“竹海里的那个东西，不能留。”第三城邦的领主把茶杯放下，茶是凉的，他没喝，只是端着。他端了很久，端到手都酸了。“不是东西，是人。”第四城邦的领主接过话头，他是一个胖子，肚子大得像怀了八个月的胎，坐在椅子上喘气都费劲。“人？什么人？”
“不知道。没见过。谁也没见过。她藏在竹海里，不出来。她的人叫她‘赤星’。赤星不是名字，是代号。不知道她多大，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只知道她识字，会写，会讲。把那些泥腿子讲得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就不跪了。不跪了，就不听话了。不听话了，就没办法了。”
第五城邦的领主是一个瘦子，瘦得像一根竹竿，坐在椅子上缩着肩，像一只被雨淋湿了的鹌鹑。他听着那两个领主说话，没有插嘴。他在想，那个藏在竹海里的人，会不会有一天也来到他的城邦，把那些蹲在墙角的人讲得站起来。站起来了，就不跪他了。不跪他了，他就没办法了。
第三城邦的领主把茶杯重重地搁在桌上，茶溅出来，溅到桌布上，洇开一小片褐色的印子。他盯着那个印子，看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看着另外两个人。“不能再等了。再等，她的人会更多。人多了，就打不动了。打不动了，就只能看着她把我们的地盘一块一块地占走。今天占哨所，明天占矿场，后天占城邦。占完了，我们就没地方去了。没地方去了，就只能去死。你们想死吗？”
另外两个人摇了摇头。不想死。谁都不想死。领主也不想死。他们比任何人都怕死，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知道，活着比死了好。活着，能喝茶、吃点心、坐在高塔上吹风、看那些泥腿子在下面爬。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所以不能死。不能死，就要在死之前，把那个会让他们死的人先弄死。
消息传到竹海的时候，是半夜。老赵从北区跑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膝盖咔咔响，腿在抖，但他没有停。他跑到哨所，推开门，沈安澜没在。他又跑到岩洞，沈安澜也没在。他跑到训练场，沈安澜坐在那棵竹子下面，背靠着竹子，闭着眼睛。她不是在睡觉，是在听。听风吹过竹叶的声音，听虫子在草丛里叫的声音，听远处哨所传来的人声。她听到了老赵的脚步声，踩在竹叶上，沙沙沙，很急，很快，像有人在追他。
“来了。”她睁开眼睛，看着老赵。老赵蹲在她面前，大口大口地喘气，胸口像风箱一样起伏。他的脸上全是汗，不是热的，是跑出来的。他的手在抖，不是怕，是累。
“三个城邦的卫队，一千多人，带着枪、炮、火把，天亮就到。”
沈安澜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竹叶。她的脸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光，深棕色的眼睛里那圈金色的光环在黑暗中亮得像两颗被点燃的恒星。
“多少人？”
“一千多。具体多少，不知道。但不少。比我们多。”
“枪呢？”
“都有枪。还有炮。不是大炮，是抬枪。两个人抬的那种。打不远，但打中了能打死人。”
沈安澜没有问“我们怎么办”，没有问“打不打”，没有问“要不要撤”。她站在那里，看着头顶的竹子。竹子很高，很高，高到看不到顶。竹节一节一节地往上长，每一节都比下面那一节细一点，但更硬一点。硬了，就不弯。不弯，就不倒。
“叫各区的人过来。不是全部，是能打的。带上武器，在营地集合。不要点灯，不要说话，不要让人发现。”
老赵转身跑了。他的背影在竹林的缝隙中忽隐忽现，像一个在风中飘动的影子。影子不重，但很快。快得不像一个腿瘸了的人能跑出来的速度。不是腿快了，是心急了。急了，腿就不疼了。不疼了，就跑得快了。跑得快了，就能早点到。早到了，就能早点准备。早准备了，就能早点打。早打了，就能早点赢。
赤星营地里没有点灯。不是没灯，是不能点。点了，就会被看到。被看到，就会被打。被打，就会死人。不能点，就不点。不点，也能看到。月光照在训练场上，照在那些站着的、蹲着的、靠着的、坐着的人身上。一千多个人。不是八百多，不是五百多，是一千多。三个月，从五百多到一千多。不是沈安澜发展的，是他们自己来的。他们听到了赤星的名字，看到了赤星的旗，想到了自己这辈子——蹲着跪着弯着被踩着被抽着被骂着被当牛马使唤着，够了。不想再够了。够了，就要变。变，就要动。动，就要来。来了，就是自己人了。
沈安澜站在训练场中间，面对着那一千多个人。她的手里没有拿武器，没有拿竹片，没有拿任何东西。她的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张开，像一双正要握住什么东西的手。
“敌人来了。一千多人，带着枪、炮、火把。天亮就到。不是来抓人的，是来烧营地的。把营地烧了，把旗烧了，把你们烧了。烧完了，就没了。没了，就再也回不来了。你们想不想让营地没了？”
“不想！”
“你们想不想让旗没了？”
“不想！”
“你们想不想让自己没了？”
“不想！”
沈安澜看着那些脸。有的年轻，有的不那么年轻，有的脸上有疤，有的脸上有泪，有的脸上什么都没有。但他们的眼睛里有火。火不大，但很多。多的火聚在一起，就不暗了。不暗了，就能看清。看清了，就不怕了。不怕了，就能打了。
“打不打？”
“打！”
“打不过怎么办？”
没有人回答。不是不知道，是不敢想。想多了，就不敢打了。不敢打了，就输了。输了，就什么都没了。他们不想什么都没了，所以他们不想。不想，就是打。打了，也许能赢。不打了，一定输。一定输的事，不做。做了，就是白做。白做了，就白活了。
沈安澜从口袋里掏出那块赤星旗，绑在一根竹竿上。竹竿不高，不直，不粗。但旗在上面飘着，红红的，远远地就能看到。她把竹竿插在训练场中间，插在那块被无数双脚踩得硬邦邦的土地上。
“旗在，阵地在。阵地在，人在。人在，就不能让敌人把旗拔了。谁想拔旗，先打死我。我死了，你们接着上。你们死了，后面的人接着上。后面的人死了，再后面的人接着上。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接下去，就不白活。”
她转过身，面对着那一千多个人。
“老赵，北大队在左翼。竹林里藏好，不要出声。等敌人进来了，从后面打。”
“石根生，中大队在正面。不是硬扛，是拖。拖着，不让他们冲进来。拖到左翼打响了，你们就撤。撤到竹林里，再打。”
“小梅，南大队在右翼。和北大队一样，藏好，等。等敌人进来了，从侧面打。”
“阿朗，带二十个人，在营地外面埋竹签。竹签削尖了，头朝上，埋在草里。敌人踩到了，脚就废了。脚废了，就跑不动了。跑不动了，就好打了。”
“陈叔，你带着不能打的人，撤到竹海深处去。把粮食、药、弹药、伤员，都带上。营地没了，人还在。人还在，就能再建。建起来了，就还在。”
陈望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闭上了。他不能打。他的腿不行了，手不行了，腰不行了。他去了，不但帮不上忙，还会拖累别人。他不想拖累别人，所以他走。走了，不是逃，是去守住那些不能丢的东西。东西在，人就在。人在，就能回来。回来了，就还在。
天快亮了。双月已经沉下去了，太阳还没出来，东边的天际有一道细细的白线，像有人用刀在天边划了一道口子，光从那里漏出来。沈安澜站在旗下面，看着那道白线。她想起她出生那天晚上，陈望抱着她回到哨站，壁炉里烧着火，他给她熬粥，给她起名字。他说：“你来得不是时候，小家伙。这个世界很黑。但是，也许正因为黑，才需要你来点一盏灯。”
她点了。不是她一个人点的。是所有人一起点的。灯亮了，人就看到了。看到了，就不怕了。不怕了，就能走了。走着走着，就到了。
远处的天边，出现了火光。不是太阳，是火把。很多火把，密密麻麻的，像一群在黑暗中飞舞的萤火虫。萤火虫不亮，但很多。多的光聚在一起，就不暗了。不暗了，就能看清。看清了，就知道敌人来了。
沈安澜站在那里，看着那些火把。她的眼睛在黑暗中发着光，金色的光，像两颗被点燃的恒星。
“来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