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划分“大同”与“小康”，把“天下为公”的“大同”视作最高的理想境界。如，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藏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茂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然而，孔子的思想，是一种朴素的乌托邦，根本就无法实施。在孔子的时代，楚国的隐士接舆讥讽他不识时务。司马迁在《史记》中甚至记载说，郑国人认为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也就是说，在当时，大家并不接受孔子的那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孔子推销的那一套根本就没有市场，这样的产品积压了，要么任其腐朽，要么扔掉。但是，孔子依然顽固地推销，直到去世。可惜。
这些空想，孔子推销不出去，“亚圣”孟子也没有推销出去。孟子碰到三个国君，一个齐宣王，一个梁惠王，一个梁襄王。孟子讲“王道”，齐宣王感到头痛，一个劲地说自己的不是：我有病，我有许多病：好勇、好货、好色等等。这里不成功，只得到魏国去，那个梁惠王对他的理论起先不感兴趣，经他多番演说，产生了一些兴趣，可梁惠王驾鹤西归了。接位的梁襄王，孟子说他“望之不似人君”，只好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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