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异常棘手的政治军事局势。朱瑞明显陷入了困境。
抵抗？开玩笑！不要说这数万大军。单是王云山的卫戍师已让人招架不住。朱瑞没有办法。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大军呈扇形包抄的形势朝杭州压来。朝中有人？派不上用场。朱瑞一天之内给张謇和汤寿潜拍了10多封电报。本身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张謇没有言语。只是简单回复了四个字“好自为之！”。汤寿潜和朱瑞并不是同路人。但都是浙江老乡。朱瑞平素对汤寿潜也算恭敬。后者基于自己的老资格和与秦时竹的旧日交情。咬咬牙还是去了。但得到的答复却毫无回旋余地。秦时竹一句话就堵住了汤寿潜的口：“中立？他和叛贼保持中立？他以为他是外国人？”
无论是秦时竹还是张謇。抑或是汤寿潜或者朱瑞。他们都心知肚明的一件事就是双方对立的根本根源在于地方势力的定位和中央权威的维系上。江浙派自恃富裕。是中央财富来源。自清末一直有尾大不掉的架势。中央政府在秦时竹领导下的强势让他们有些不安。再加上大财团、大家族操纵本地政权越来越力不从心。他们愈发将这种割据看得很重。同为人民党的高层。张謇和汤寿潜没有认清形势。误以为有地方自治、联省自治的空间。这才是他们和秦时竹等人在政治上的根本分歧。宪法危机是一个表象。三次革命是另一个表象。结果无一例外地都证明了中央权威的巩固和维系是势不可挡的强大潮流。
8月10日。身后隐然有江浙财团背景的汤寿潜辞职。在和张謇串联的过程中。这位人民党南方局的高层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既然事情已经到了水落石出的地步。总得有人出来为局面负责。原本张謇也想辞职。考虑到总理辞职后地动荡是刚刚经历**的政局所不能承受的。秦时竹让沈麒昌对其加以挽留。张謇还是留了下来。但谁都知道。这个总理已经靠边站。对于大政方针没有多少发言权了。当然。江浙财团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抛弃他们的代表人物。其根本原因也受到了更加强大、更为致命地经济压力。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决定了这部分民族经济拥有很深厚的买办因素。但一战的爆发将切断这种因素---江浙财团一直以来最为擅长都是轻工业和为帝国主义而生产的外向型农业。对外依赖性极强。在北方实业及一系列北方财团掌握中国的基础设施资源后。这种依赖性面临岌岌可危的情况---北方实业可以很容易地切断对江浙财团的电力、煤炭、钢铁、设备、航运等方面的供应。进口么？不仅价格高。而且数量和时间并不能得到保证。
当然。汤寿潜的去职还有更深层次地原因。汤本人作为江浙一带商办铁路的代表。对秦时竹推行全国铁路统筹规划并不以为然。具体说来就是汤反对铁路国有。认为能赚钱的铁路要由商办。由资本家来赚钱。而短期内不能赚钱地铁路则应由中央财政负担。这种狭隘地观念让秦时竹等人大为不悦。秦时竹和汤寿潜在反对清政府“干线国有”政策上确实是一致的。但前者主要着眼于反对清政府借“干线国有”的名义将全国铁路抵押给帝国主义。而后者其实就是要保持地方在铁路干道上地控制权。从本质上说还是中央本位与地方本位地区别。秦时竹曾对负责全国铁路筹办事宜的孙中山说道：“像他们这般。边疆、偏远地区地铁路什么时候才能修筑起来？铁路既是利权。更是国权。没有发达的铁路系统。一旦边疆危机将何以为之？”孙中山也深以为然。因此。汤寿潜提出辞职后立即被接受。原交通次长叶恭绰接任总长职务。唐绍仪的女婿。原全国铁路公司帮办施肇基接替次长职务。
汤寿潜的辞职给了朱瑞以仿效办法。在得到汤寿潜的秘密提示----“只要辞职、放手兵权。其余不问”等话语的提点下。朱瑞再一次通电全国宣布下野并交出军队指挥权。中央政府果然也降低调门。不再追究浙江方面和朱瑞在三次革命中的表现。而是代之以一连串的人事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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