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是在单位食堂看到申奥消息的。
电视挂在大厅的墙角——一台二十一寸的康佳，平时中午放新闻，下午没人调台就一直放着，画面里的人说话声和食堂里的碗筷声混在一起，谁也不听谁的。那天中午建国端着饭盒坐下来的时候，电视里的画面和平时不一样——不是新闻联播那种蓝灰色背景的演播室，是现场：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在挥国旗。画面上方拉了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字不大，隔着半个食堂看不清写了什么。但电视里主持人的声音突然高了一度——高到盖过了食堂里所有的碗筷声——
“北京！“
食堂里大概有十几个人同时停下了筷子。
建国也停下了。他手里夹着馒头刚要咬，停在半空中。他看着电视画面——有人在广场上跑，有人在哭，有一个人把自行车举过头顶，旁边的人都在鼓掌。画面上出现了一个倒计时的字牌从“1“翻到“0“，然后跳成了“2008“。
食堂里有人喊了一声：“申办成功了？“
没人回答。所有人都在看电视。电视里主持人的声音已经沙哑了——“经过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投票，北京获得二〇〇八年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
食堂里安静了大概三秒钟。然后第一个放下筷子鼓了掌的人——是食堂的大姐，她手里还攥着一块抹布，拍了几下发现手里有东西，放下抹布又拍了几下。接着第二个人，第三个——不是每个人都鼓了，但至少有六七个人跟着拍了手。掌声不大，不整齐，稀稀落落的，在那个午饭时间里，在一间县政府的食堂里，持续了大概十秒钟，然后停了。大家继续吃饭。电视还在放——画面上已经切到了北京的夜景，有人在长安街上按汽车喇叭。
建国把馒头放下来，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停下——北京离他很远，远到他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去一次。二〇〇八年，七年以后的事。七年以后他还在不在这个食堂里吃午饭，没有人知道。但他刚才确实停了下来——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件事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是因为整个食堂的人都停了下来，他也跟着停了。他把馒头在手里捏了一下，咬了一口。电视里的声音还在继续——食堂里已经恢复了往常的碗筷声。
七月十三号那天晚上，建国回到宿舍以后打开收音机。红灯牌收音机，买了好几年了，旋钮上的刻度已经看不清了。他调了几个台——每个台都在说申奥的事。他听了一会儿，关了。收音机停下来的那一下之后，房间里的安静和往常一样回来了。他在黑暗里坐了几分钟，然后开了台灯，把那本《新华字典》从桌上拿过来。不是要查字——他把字典翻到扉页，“保重“两个字还在。他又翻了一页——夹着考研报名表的那一页，但报名表已经撕掉了，那一页是空的。纸面上有一个长方形的浅色印子——被纸夹过的地方，纸的纤维被压过以后比其他地方薄了一点点，在光线下能看出来。他用手指在那个印子上摸了一下，然后把字典合上放回桌上。
和北京的距离没有任何变化。他关灯躺下了。
王威是在养殖场的收音机里听到申奥消息的。
那天下午他正在料棚里清点饲料库存。新一季的报价单上午刚到——他把它放在桌上没有细看，先来点库存。料棚里的光线暗，他把一袋玉米面从垛上拖下来，用改锥撬开封口的缝，抓了一把出来放在手心里看——颜色、干燥度、有没有霉粒。玉米面从指缝里漏下去的时候，办公室里的收音机响着——他忘了关，出来的时候收音机还开着，声音从办公室敞开的门里传出来，穿过院子，到料棚的时候已经被距离和风声削薄了，只剩下一些不连续的词。但“北京“这个词他听清了。
他放下手里的玉米面，走到办公室门口。收音机在桌上放着，新闻播完了，开始放音乐。他不知道刚才具体发生了什么——但从播音员的语气里听得出，是一件大的事。他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大了一些——音乐响起来，歌声里有一种这个年代不常听到的节奏。他听了几句就把它关掉了，重新走回料棚里。
新一季的饲料报价单——他下午才把它拿起来。进口玉米每斤比国产便宜四分。他拿着单子站在办公桌前看了很久。三份报价单：一份进口，两份国产。进口的那个数字——他看了三遍。他不是在看便不便宜，他是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便宜四分？
四分钱不多。但乘以养殖场的饲料消耗量，一年下来不是一个小数。他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玉米就是玉米，哪有进口和国产的区别。但现在有了。他把报价单放在桌上，没有签字。其他那两份国产的报价单也没有签。
他在办公室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把三份报价单叠在一起放进抽屉里。没有扔——也没有签。
海龙是在一辆新帕萨特的车里听到申奥消息的。
那辆车是上午刚提的——车主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一家新成立的外贸公司做事。车是从省城最大的汽贸城提回来的，直接开到修理厂做首保。海龙把车升起来的时候，车底的钢板还是干净的——没有泥，没有锈，有一种新车特有的、从工厂带出来的那种金属和润滑油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他蹲在车下面换机油的时候，车里的收音机一直开着——车主在等他，没有熄火，收音机在播放新闻。
海龙没有听清收音机里在说什么——他在车底，发动机的声音盖过了大部分声音。但他听到车主在收音机响起来之后猛地拍了一下方向盘——喇叭响了一声——然后车主喊了一句什么，隔着发动机和底盘，听不清，但那个语调不是愤怒的。
海龙从车底滑出来，站起来。车主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脸上带着一种海龙从没在他脸上见过的表情——说：“申奥成功了。二〇〇八年，北京。“
海龙拿着机油滤芯的手停了一下。“北京？“
“北京。“
海龙没有说什么。他蹲下来继续换机油。但他记得那个瞬间——车主拍方向盘的那一声喇叭，和他自己蹲在车底听到那个消息时手里的扳手停住的那一拍。那一刻他意识到一件事：北京申奥成功了——以后会有更多的人买车、开车、换车。他的活会越来越多。
他把机油滤芯拧紧，擦了一下手，站起来。帕萨特的车主还在车里听收音机——音量调大了，里面在放一首歌。海龙站在举升机旁边，在抹布上把手指上的机油擦干净。他没有对车主说什么——他不需要说什么。他在工具箱的盖子上——三号扳手旁边那个位置——用手指写了一个数字：
2008。
不是用笔写的。是用手指在工具箱的铁皮盖上划的。铁皮上什么都没有留下——他的指尖没有足够的力量在铁皮上留下痕迹。但他划了那一下。他知道那个数字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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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的某一天——十二月十一号——建国在下班前看到了新闻。
办公室的电视开着，有人在看新闻联播。画面上是谈判现场的签字仪式——几个人坐在一张长桌后面，在文件上签字，站起来握手。播音员的声音平稳而庄重：“中国从今天起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办公室里没有人和建国一样在看。老周在下班前收拾桌面的文件，小陈已经走了。建国站在电视前面把那段新闻看完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感觉——WTO，世界贸易组织，从今天起中国是成员了。他知道这是大事——去年他在报纸上见过这三个字母，但当时只是“三个字母“。现在它们变成了“中国正式成为——“。
他在电视前面站了一会儿，然后关了电视，锁了办公室的门。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他走出去，灯在他身后灭了。那盏灯的开关时机经过了这一年的调试以后已经掌握得很精准了：从他走到走廊尽头到灯自动熄灭之间的间隔是七秒。今天也是七秒。
王威在十二月中旬签了新的饲料采购合同——国产的。
不是进口的。比国产便宜四分钱的那个进口报价单，他放在抽屉里放了一个月以后，最终还是选了国产的。不是因为他算不清楚账——四分钱一斤的差价，他从第一个月就算明白了。但进口的要提前两个月订货，要预付一半定金，中间隔着海，隔着海关，隔着汇率。他问过乡里一个做外贸的人，那人说“国际市场上价格是会波动的“——他不懂什么是“国际市场上价格波动“，但他知道“价格波动“意味着他签了合同以后可能不是这个价了。
他选了国产的。贵四分，但稳定。交货周期五天，不用提前付定金，价格一年不变。他把签字后的合同放进抽屉里——和三份旧报价单放在一起。三份旧报价单——他没有扔。不是出于什么原因，就是没有扔。
海龙在十二月下旬看到了修理厂外面的变化。
省城的主干道上的车明显比去年多了——进口车的比例比以前高了一些。不是“突然变多了“——是在几个月里慢慢变多的，多到有一天他发现举升机上的车有一半都是以前没怎么修过的车型——帕萨特、别克、雅阁。这些车的发动机结构和国产车不一样——传感器的位置、管路的走向、电路板的设计——每一种车的手感都不一样。海龙从工具箱里拿出扳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今天要修的车和昨天不一样——和去年也不一样。
他在一天晚上下班后打开工具箱，把那张报纸从最底层拿出来翻了一下。一九九八年六月省城晚报，副刊右下角——“记住“两个字还在。他把报纸折好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工具箱盖子上他写的那个“2008“——用手指划过铁皮的位置——其实是看不见的，但他知道它在那里。
他把工具箱盖上，锁好。明天还要修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