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六月十八。
大连。
这座城跟奉天不一样。
海风吹过来，带着咸腥味。街上走着穿和服的日本人，穿西装的洋人，穿长衫的中国商人。电线杆上贴着日文的广告，店铺门口挂着日文的招牌，连路牌都是日文在上、中文在下。
码头边，停着十几艘大船。有日本的，有英国的，有挪威的。工人们扛着货包，从船上下来，又往船上走，像蚂蚁一样来来去去。
守芳站在码头对面的茶楼二楼，隔着窗玻璃看着这一切。
穆文儒坐在她对面，手里端着茶盏，慢慢呷着。这老头儿今年六十多了，头发全白，可那双眼睛还是亮得很。
“张小姐，这大连港，一年吞吐多少货，您知道吗？”
守芳没答。
穆文儒自己说。
“去年，进出港的船，四千三百艘。运出去的，大豆、煤炭、铁矿、木材，值八千万。运进来的，棉纱、布匹、机器、杂货，值六千万。”
他顿了顿。
“可这八千万里，有多少是中国人赚的？”
守芳看着他。
穆文儒伸出一根手指。
“一成。顶多一成。”
他把茶盏放下。
“剩下的九成，都进了日本人的口袋。南满铁路运费、港口装卸费、仓库租金、保险费、手续费——一层一层剥，剥到中国人手里，只剩点渣。”
守芳没说话。
她望着窗外那些扛货的工人，那些来来去去的船，那些刺目的日文招牌。
“穆先生，”她忽然开口，“咱们要在大连，扎一根钉子。”
穆文儒愣了愣。
“钉子？”
守芳点头。
她从袖中取出一张纸，铺在桌上。
那是一幅大连港区的地图。日本控制的核心区域用红笔圈着，码头、仓库、铁轨，标得清清楚楚。可红圈外面，还有一大片空白。
守芳指着那片空白。
“这儿，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咱们进不去，也不硬进。”
她指着红圈边缘的几个点。
“可这儿，这儿，这儿——这些地方，日本人管不着，中国人能活动。咱们在这儿，建货栈，建仓库，建加工厂。华商的货，从奉吉线运过来，不进日本人的仓库，直接进咱们自己的。”
她顿了顿。
“日本人收港口费，咱们躲不开。可他们收的那些杂七杂八的费用，咱们能省一半。”
穆文儒看着那张图，看了很久。
他抬起头，那目光里有意外，有思量，还有一丝压不住的兴奋。
“张小姐，您这主意，老朽想了二十年，没想出来。”
守芳摇头。
“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咱们被逼出来的。”
六月二十。
守芳在大连待了三天。
见了七个华商，看了五块地皮，谈了三笔生意。
临走那天，穆文儒送她到码头。
“张小姐，您放心。那些货栈，老朽盯着。一年之内，让华商的货，有自己的地方放。”
守芳点点头。
她上了船，站在甲板上，望着越来越远的大连港。
海风吹过来，带着咸腥味。码头上那些扛货的工人，那些来来去去的船，那些刺目的日文招牌，渐渐模糊成一片。
她想起刚才见的一个老码头工人说的话。
“张小姐，咱们在这码头干了三十年，日本人换了三茬，可咱们还是咱们。他们让咱们扛货，咱们就扛。他们不让咱们说话，咱们就不说。可咱们心里，有数。”
那老工人说这话时，眼睛里有光。
守芳记住了那道光。
七月十二。
沈君送来第一份《大连港信息周报》。
是从那个老工人和其他几个线人那里收集来的。
——本周进港船：日本船七艘，英国船两艘，挪威船一艘。
——出港船：日本船六艘，英国船一艘。
——主要货物：大豆、煤炭、铁矿、木材。
——备注：日本船“满洲丸”号，装载量异常，比报关单多出三成。
守芳看着这份报告，目光在最后一行停住了。
“比报关单多出三成。”
她把报告折起来。
“沈君，这条线索，接着盯。”
七月十八。
第二份报告送来。
这回比上回详细。
“满洲丸”号的装载记录，是从一个在码头上干了二十年的中国理货员那里弄来的。他偷偷记下了每一批货的数字，跟报关单一比对，差了整整四成。
那些多出来的货，报关单上没有，海关记录上没有，可它们实实在在装上了船，运往日本。
守芳看着这份报告。
她翻到最后一页，上头列着一个数字。
“仅此一艘船，走私煤炭约一千二百吨，铁矿约八百吨，大豆约五百吨。按市价估算，价值约十五万元。”
十五万。
一艘船，十五万。
一年有多少艘这样的船？
她不敢往下想。
七月二十。
守芳在听雨楼召集沈君和周账房。
她把这两份报告摊在桌上。
“沈君，你猜对了。日本人在大连港，不光正常贸易，还大规模走私。煤炭、铁矿、大豆，能运走的都运走。报关单上的数字，只是他们想让人看见的数字。”
沈君的脸色沉下来。
“小姐，咱们怎么办？”
守芳沉默片刻。
她走到窗前。
远处南满站的钟楼在日光里立着，屋顶那盏红灯一明一灭。
“怎么办？”
她轻轻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
“不怎么办。”
沈君愣了愣。
“不办？”
守芳转过身。
“咱们现在办不了。大连港是日本人的地盘，咱们动不了。就算把这些证据捅出去，日本人也能赖掉。”
她看着沈君。
“可有一条——咱们得知道。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知道他们运走了多少，知道他们从咱们的土地上，偷走了什么。”
她走回案边。
“从今天起，这份情报，单独立档。每个月送一份汇总。不光是大连，营口、安东，所有日本人的港口，都要盯。”
她顿了顿。
“这些东西，现在用不上。可总有一天——”
她没说下去。
沈君懂了。
七月二十五。
守芳收到一封信。
是从大连寄来的，落款是那个老码头工人。
信不长，字歪歪扭扭的，可每一笔都很认真。
“张小姐，俺这辈子没念过书，不会写几个字。可俺想告诉您，您让俺盯的那些事，俺记着呢。日本人偷咱们的东西，俺一笔一笔都记着。等哪天您用得着，俺把账本给您送来。”
守芳把这封信看了三遍。
她把信折起来，放进檀木匣子里。
和那些信、那些报告、那些情报放在一起。
匣子满了。
她没关。
七月二十八。
夜。
守芳立在听雨楼窗前。
远处南满站的钟楼在夜色里立着，屋顶那盏红灯一明一灭。
她望着那盏灯，望着那片被日本天线压着的天空，望着这座她一点一点织网的城市。
大连港。
日本人的码头。
那些偷偷运走的煤炭，那些填不满的船舱，那些被压弯了腰的中国工人。
她轻轻呼出一口气。
那口气很短，像夏日里的晚风，拂过就散了。
远处钟楼敲了七下。
沉郁，钝重。
一声一声，压在这座刚刚开始往海边伸手的城市上空。
案头那份大连港的情报，在月光下微微反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