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书吧 > 历史小说 > 天宁岛囚徒 > 第四章 缅北攻略(50)不速之客

第四章 缅北攻略(50)不速之客

  沙杜渣前进指挥部的小洋楼坐落在一片被炮火削平的山坡上,原是英国殖民时代某个茶叶商人的避暑别墅,如今成了中缅印战区最前线的心脏。二楼阳台向西敞开,正对着孟拱河谷方向——那里,新22师的官兵正在泥泞中与日军寸土必争。

  史迪威刚刚送走到访的一位神秘客人。

  那人的吉普车扬起一路黄尘,沿着盘山公路消失在莽莽丛林深处。史迪威没有下楼相送,只是站在阳台栏杆边,看着那辆橄榄绿色的军用吉普车转过最后一个弯道,像一滴水融入大海般不见了踪影。

  他转身走回阳台角落,那里摆着一张小马扎——不是指挥部里那种皮面转椅,而是中国农村最常见的那种竹编矮凳,四条腿看起不太稳当,坐上去还会发出吱呀声响。这是他的中国勤务兵老周从附近村寨里淘来的,史迪威坐了一次就喜欢上了,说这比美国带来的那些“高级货“更让他觉得踏实。

  他一手举着玉石烟嘴抽着烟。

  那烟嘴是去年在昆明时,一位云南地方士绅送的礼物。上等和田玉,雕工粗糙但质地温润,被烟草熏染多年,已经呈现出一种介于黄与棕之间的包浆色。史迪威本不抽烟,但在这个战区,烟草是少数能稳定供应的“奢侈品“。他从去年开始学着抽,起初是为了在参谋会议上保持清醒——那些冗长的汇报常常让他昏昏欲睡——后来竟成了戒不掉的习惯。

  另外只手上拿着那位客人带来的中国战区最新战报,以及马歇尔给他的私人信件。

  战报是重庆方面通过特殊渠道送来的,纸张已经被汗水和雨水浸得发软,上面的铅字有些模糊。马歇尔的信则是用军用信封装着,封口处有陆军参谋长的私人火漆印。史迪威还没拆开,只是用手指摩挲着那枚印鉴,感受蜡质的凹凸。

  他深吸一口烟,让尼古丁在肺里停留片刻,然后缓缓吐出。烟雾在潮湿的空气里凝成一团灰白色的雾,很快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吹散。

  心中既有些郁闷又有些兴奋,更带着期待。

  郁闷的是日本人大规模出动,日军兵锋所指河南方面的国民党军一触即溃,局势很不妙。

  史迪威展开那份战报,目光落在“豫中会战“几个铅字上。他的眉头不自觉地皱紧,额头上那几道深刻的横纹像刀刻一般。战报上的数字触目惊心:日军投入兵力约十五万,国民党军第一战区部队约四十万,但战役开打不到两周,郑州、许昌相继失守,汤恩伯的第十三军溃散,豫中平原门户洞开。

  “四十万对十五万……“史迪威低声念道,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的愤怒。他在中国待了七年,太清楚这些数字背后的真相。那四十万里有多少是吃空饷的“影子部队“?有多少士兵的步枪里根本没有子弹?有多少军官在战前就把军粮倒卖给了黑市?

  他想起去年在重庆时,曾向蒋介石当面提出整编军队的建议,结果被那位委员长用“国情不同“四个字轻轻挡了回来。国情不同——这四个字他听得太多了,每次他想推进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会撞上这堵无形的墙。

  更让他郁闷的是战报后面附的一段情报摘要:河南民众竟趁机倒戈,帮着日本人追击汤恩伯的部队。史迪威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那片焦土上,衣衫褴褛的饥民举着锄头追赶溃兵的景象。去年河南大灾荒,饿死了几百万人,而汤恩伯的部队还在横征暴敛。失去民心,这才是最致命的溃败。

  他把战报放到膝盖上,换了个坐姿。小马扎发出一声抗议般的吱呀。

  加迈这边新22师攻势处于停滞已好几天,他也理解廖耀湘的处境,但对廖耀湘的态度还是不满,好在孙立人帮忙传话过来,两人准备开诚布公好好谈谈。

  廖耀湘。史迪威在嘴里咀嚼着这个名字,像含着一颗未熟的橄榄。新22师师长,黄埔六期,法国圣西尔军校毕业,是个有真本事的军人。史迪威还记得去年在蓝姆伽训练营里,廖耀湘带着部队进行夜间渗透演练,动作干净利落,连美国教官都挑不出毛病。那时候他对这个戴着角质框眼镜的湖南人寄予厚望,认为他是中国军队新一代军官的代表。

  可现在呢?因为伤亡大了点就撂挑子,三天不理军务,把自己关在指挥所里生闷气。史迪威承认,新22师的伤亡确实惨重,日军狙击手战术阴毒,基层军官损失近六十人,这在任何军队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但战争就是战争,哪有不死人的道理?太平洋战场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塔拉瓦一天就伤亡三千人,人家可没有师长罢工。

  “典型的中国将军脾气,“史迪威摇摇头,烟嘴在指间转了个圈,“受不得委屈,听不得批评,一不顺心就耍性子。“

  但孙立人传话过来了。那位他真正欣赏的将领——仁安羌的英雄,税警总团的灵魂,新38师的掌舵人——用他那特有的沉稳语气说:“建楚兄只是一时郁结,给他点时间,我去谈谈。“

  史迪威知道孙立人和廖耀湘的交情。在这个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的国民党军圈子里,这两人是罕见的异类,都留过洋,都主张军队国家化,都对士兵有真正的爱惜之心。孙立人出马,应该能说服那头“湖南犟骡子“重新上路。

  “开诚布公谈谈,“史迪威自言自语,“希望如此吧。“

  他其实也需要和廖耀湘好好谈谈,不是以“醋乔“的怒骂,而是以某种更平等的方式。他需要让廖耀湘明白,催促进攻不是美国人的傲慢,而是整个战局的紧迫——雨季即将来临,如果不在雨季前拿下孟拱河谷,空中航线就无法改善,运往国内的物资就要断流,河南的溃败就可能蔓延到整个华中。

  但他也需要听廖耀湘说说,那些连级军官的名字,那些从树上摔下来的尸体,那些带着湖南口音的最后呼喊。他史迪威·约瑟夫·沃伦,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有时候也需要从一张小马扎上,而不是从地图桌前,去理解这场战争的代价。

  再有就是马歇尔私下提醒,要他注意和蒙巴顿的私人关系,若严重影响到同盟合作,马歇尔说拿着也不好办。

  史迪威终于拆开了那封信。马歇尔的字迹他太熟悉了——工整、克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就像参谋长本人一样。信的前半段是例行的问候和战区局势的询问,后半段话锋一转:

  “关于你与蒙巴顿勋爵之间的分歧,我已多次听闻汇报。我必须提醒你,东南亚战区司令部的团结是总统和首相共同关注的议题。若私人恩怨严重影响到同盟合作,我在陆军部长和总统面前也难以维护你的立场。请审慎行事。“

  史迪威把信纸捏在指间,感觉那薄薄的纸张突然变得沉重。

  看来,上次乔哈特之行已彻底激怒蒙巴顿,甚至状告到他顶头上司那里。

  乔哈特。那个位于印度阿萨姆邦的英军基地,那场不欢而散的会议。史迪威闭上眼睛,记忆像潮水般涌来。

  那是两个月前的事。蒙巴顿召集东南亚战区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反攻缅甸的第二阶段计划。史迪威作为北缅作战的实际指挥官,带着自己的参谋团队出席。会议刚开始,蒙巴顿就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放弃缅北主攻,转而发动一场两栖登陆,直接进攻苏门答腊。

  史迪威当场反对。苏门答腊?那离中国战场十万八千里,对日本本土毫无威胁,纯粹是英国人为收复殖民地而设计的政治秀。而缅北战场已经投入了大量兵力物力,新38师、新22师正在胡康河谷浴血奋战,此刻转向等于前功尽弃。

  “将军,“蒙巴顿用他那贵族式的慵懒语调说,“我们需要考虑全局战略,而不是某个战区的局部利益。“

  “勋爵,“史迪威回敬道,声音像砂纸摩擦,“全局战略就是打败日本。而打败日本的最好方式,是帮助中国继续抗战。苏门答腊对中国抗战毫无意义,缅北才是通往中国的门户。“

  会议不欢而散。史迪威提前离场,甚至没有和蒙巴顿握手告别。第二天,他就乘飞机返回了前线,把蒙巴顿和那一屋子英国贵族将领晾在了乔哈特。

  他以为这只是一次正常的战略分歧。没想到蒙巴顿的反应如此激烈——直接向伦敦和华盛顿告状,说史迪威“不服从战区统一指挥“、“破坏同盟团结“、“以个人偏见凌驾于战略大局之上“。

  蒙巴顿什么态度他才不在乎。

  史迪威冷笑一声,把信纸折好塞回信封。那个英国花花公子,靠着王室血统和一张漂亮脸蛋爬上高位,懂什么战争?他在缅甸撤退时丢盔弃甲,要不是中国军队在仁安羌救了他的人,他早就成了日本人的俘虏。现在倒好,坐在新德里的宫殿里,对着地图指手画脚,还要把真正打仗的人赶走?

  但马歇尔不挺他,让醋乔感到有些许失望。

  这才是真正刺痛他的地方。马歇尔,他的老上级,西点军校的学长,陆军参谋长,美国军事体系中他最敬重的人。如果连马歇尔都开始用“难以维护“这样的措辞,说明华盛顿的压力确实很大。

  史迪威把信封放在小马扎旁边的弹药箱上,那是他的临时茶几。他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感觉有一种无形的网正在收紧——蒙巴顿在伦敦,马歇尔在华盛顿,蒋介石在重庆,每个人都在拉扯着不同的方向,而他史迪威就像网中央的那只困兽。

  “想把我赶出东南亚战区?“他低声说,烟嘴在齿间咬出一道浅浅的痕,“没那么容易。“

  他另外一方面的兴奋则是在日本人大规模军事压迫下,蒋中正终于把滇西远征军调动起来,准备渡过怒江发起反攻,这让他心里好受一点。

  史迪威的思绪从郁闷中挣脱出来,像一艘船驶出暗礁区,突然看见了开阔的海面。他重新拿起那份战报,翻到最后一页——那里有一段被红笔圈出的情报:滇西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集团军已完成集结,工兵部队正在怒江上架设浮桥,预计两周内发起渡江作战。

  他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那笑容让他布满皱纹的脸显得年轻了几岁。

  蒋介石终于动了。那个守着破旧得不比非洲原始部落好哪里去的重庆城的“酋长“——史迪威在心里用这个词,但绝不会说出口——终于把他的看家宝押上了赌桌。滇西部队是蒋中正的嫡系,是他在西南统治的根基,是防范地方势力的最后底牌。如果不是河南溃败的压力太大,如果不是日军兵锋已经威胁到整个华中,这位委员长绝不会轻易动用这支力量。

  这更加深刚刚来访的那个神秘客人同他交流的对蒋中正的共同看法——只有采取非常规的逼迫手段,才可能让这个重庆城“酋长“就范。

  神秘客人的面孔在史迪威脑海中浮现。那人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便装,戴着一顶宽檐草帽,说话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他们谈了三个小时,关起门来,连参谋都被打发到了楼下。

  “将军,“那人用流利的美式英语说,“您在中国多年,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和重庆打交道,常规手段是无效的。您要物资,他哭穷;您要改革,他推诿;您要军队指挥权,他说'国情不同'。只有当他感到真正的威胁——来自日本人的军事威胁,或者来自国内的政治威胁——他才会动弹。“

  史迪威当时没有表态,只是静静地听着。但心里,他承认那人说的有道理。过去一年,他无数次向蒋介石提出整编军队、改革指挥体系、开放政治参与的建议,每一次都像拳头打在棉花上。蒋介石不是不懂,而是不愿——任何可能动摇他个人权威的改革,都会被无情地扼杀。

  而这更关联着他大半年来一直思考的那个问题。

  那个问题,他从未对任何人完整地说出口,甚至在日记里也只用了隐晦的代号。但神秘客人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临走时留下一句话:“将军,机会就在眼前。只要您愿意配合,拿到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就能将主控权彻底掌握手上,解决包括蒙巴顿想把他赶出东南亚战区的麻烦,进而实现战胜日本人的最终目标。“

  史迪威站起身,走到阳台栏杆边。远处的孟拱河谷笼罩在一层薄雾中,偶尔有炮声传来,沉闷如远方的雷鸣。他想起自己大半年来思考的那个问题:怎样才能真正帮助中国打赢这场战争?答案越来越清晰——不是更多的物资,不是更多的训练,而是根本性的变革。而变革的前提,是打破现有的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