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蒋中正那句“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国分忧“像一块巨石投入死水，激起的不是涟漪，而是更深的沉默。将领们或低头看表，或假装整理文件，或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却没有一个人敢直视委员长那双燃烧着怒火的眼睛。
窗外的黄葛树被夜风吹得沙沙作响，远处传来江轮的汽笛声，悠长而凄厉，像是一声无奈的叹息。
何应钦清了清嗓子，似乎想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太了解蒋中正的脾气了——此刻任何推诿之词，都可能成为引爆炸药的火星。
陈诚推了推金丝眼镜，目光在会议桌上游移。作为军政部长，他本该第一个站出来表态，但第九战区的压力让他选择了谨慎。长衡会战的阴影已经笼罩在湖南上空，他不能让自己的嫡系部队在这场看似无望的增援中消耗殆尽。
李宗仁坐在角落，面色凝重，桂系首领曾经台儿庄大捷的辉煌早已褪色，如今的他更像一个旁观者，冷眼旁观着中央军的内耗。他知道，无论豫中战局如何，桂系的利益都不能受损。
薛岳，长沙三次击退日军的“老虎仔“此刻也沉默了，他的第九战区即将面临日军更大规模的进攻，每一支部队都是守土的筹码，轻易不能动用。
顾祝同、刘峙、蒋鼎文、汤恩伯……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名字，此刻都像被霜打过的茄子，蔫头耷脑，各怀心思。
见没人承头，坐下首身材矮壮的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忍不住开口说出另一个严峻问题。
这个四十七岁的中年人，身材矮壮，圆脸，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更像一个大学教授而不是军人。他是蒋中正最欣赏的技术官僚之一，先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有哈佛博士学位，精通数学、物理和哲学，堪称一代学霸。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他曾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相对论，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朗克有过学术交流。回国后，他本可以在清华或北大做一名安静的学者，但抗战的烽火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投笔从戎，主持兵工署工作，负责全国军火生产和调配。七年来，他在重庆、昆明、桂林等地建立了数十家兵工厂，组织生产步枪、机枪、弹药，甚至尝试仿制德国火炮。他的工作枯燥、繁重、充满挫折，但他从未抱怨。
此刻，这位无党无派的技术官僚，用他那带着浓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话，说出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却不敢明说的事实：
“委座，眼下***弹的原材料十分短缺，前线部队枪支弹药匮乏，恐怕要早做准备。“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蒋中正皱眉问道：“匮乏到什么程度？“
他一直很欣赏和信任这个先后留学美国、德国，有哈佛博士学位堪称一代学霸的下属。在满朝文武或唯唯诺诺或各怀鬼胎的当下，俞大维的直率和专业是他少有的慰藉。
俞大维从文件夹中取出一份报表，推给蒋中正。报表上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各兵工厂的原料库存——铜、铅、锡、钨砂，以及从印度转运来的美国钢材。
“根据现有库存量和各战区统计数据，“俞大维直白回禀，“如果跟日本人全面开战，估计撑不了两个月。“
两个月！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惊呼声。
这意味着，如果日军持续进攻，中国军队将在两个月内弹尽粮绝，不得不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的枪炮。没有子弹的步枪不如烧火棍，没有炮弹的火炮不如摆设。两个月，就是这场战争的生死线。
蒋中正盯着报表，脑子里却在不停计算。他知道兵工署的困难——滇缅公路被切断后，外援物资只能依靠“驼峰航线“空运，数量有限；国内原料产地大多沦陷，剩下的也在日军轰炸和封锁下难以开采。但他没想到，情况已经严峻到这种地步。
“此外，“俞大维见大家面面相觑，又补充了一个都清楚而不能明说的事情，“前两日一批紧急运送到豫中前线的武器弹药被地方武装夺走，也可能是被友邻部队私下截留，情势已经非常混乱。“
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痼疾——派系林立，各自为政。前线急需的物资，经常被沿途的地方军阀、保安团甚至友邻部队截留。有的转手倒卖，有的囤积自用，真正送到前线士兵手中的，往往十不存一。
俞大维是无党无派的技术官僚，没有派系包袱，所以敢说这话。但他的直言，也让会议室里的气氛更加凝重。
听完俞大维所言，蒋中正沉默了好一会。
前线军用物资都敢拦截，可见他治下的重庆政府权威被无视到何种程度。他想起年初到河南视察时的情景：沿途的士兵面黄肌瘦，穿着破烂的军装，有的甚至连鞋都没有，赤脚站在寒风中。他问一个连长为什么没发棉衣，连长苦笑着说：“委座，棉衣发到师部，就被师长扣下卖给商人了。我们连一件都没见到。“
他当时大怒，下令查办，但最终不了了之——那个师长是某派系的骨干，动他会引发连锁反应。
上行下效，大家都在或明或暗囤积战略物资。蒋鼎文在洛阳囤积粮食和药品，汤恩伯在河南收编地方武装扩充实力，何应钦在参谋总部安插亲信，陈诚在第九战区建立独立王国……每个人都在为战后的权力格局做准备，仿佛抗战胜利已经板上钉钉。
蒋中正也明白，俞大维这番话是提醒自己必须尽早做出应变抉择。
其实他在贵州的山区里也藏着数千吨多年囤积起来的军火。那是多年来从各种渠道积攒下来的——美援、苏援、自产、甚至从黑市购买的。步枪、机枪、弹药、手榴弹，甚至还有几十门迫击炮和几门山炮。这些军火藏在遵义以北的深山溶洞里，由他的心腹嫡系部队看守，连军政部都不知道具体位置。
但那是考虑留着战胜日本后对付延安的，不能动。
这是他的心腹之患。自从1927年清党以来，国共之间的血海深仇就从未消弭。抗战爆发，两党被迫合作，但蒋中正从未放松对中共的警惕。皖南事变、封锁陕甘宁边区、派遣胡宗南大军驻守西安……每一步都是为了遏制中共的发展。那批藏在贵州的军火，就是他预留的后手——一旦抗战结束，国共决裂，这些武器将成为他“剿共“的资本。
日本人这次用兵规模空前，大有一赌国运之势，日寇统帅不是傻子，他知道日本的国力已经枯竭，但他更知道，中国军队——尤其是第一战区——已经腐朽到了极点。这是最后的机会，是“一号作战“的核心判断。
虽不清楚日方真正战略目标所在，但蒋中正知道，日军在河南的进攻只是开始，接下来湖南、广西都将面临压力。这是一场全线进攻，是一场赌上日本国运的豪赌。
手上保留的两张底牌看来必须得打一张出去了。
第一张底牌，就是贵州山区里那数千吨军火。但那是“剿共“的本钱，动了它，战后对付中共就会捉襟见肘。
第二张底牌，是正在云南整训的二期远征军。那是由美军装备和训练的精锐部队，史迪威一手打造，战斗力远超国内部队。但远征军的调动需要美国人的同意，而史迪威与他矛盾重重，未必愿意配合。
权衡利弊后，蒋中正开口宣布：“我打算调派云南方面二期远征军渡过怒江，配合缅北中美联军反攻，加快打通中印公路，争取更多战略物资支撑国内战局。“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像炸开了锅。
众人听委员长的意思，是要把压力分摊到大家头上，一时竟反对居多。
“委座，“何应钦第一个站出来，“滇西远征军正在整训，尚未完成全部美式装备换装。此时仓促出动，恐难发挥应有战力。“
“是啊，“陈诚附和道，“而且怒江天险，渡江作战风险极大。万一失利，不仅损失精锐，还会动摇滇西防线。“
“委座，“刘峙也插嘴，“远征军的补给全靠美军空运，若抽调北上，云南的补给线就会中断。不如让他们就地防守，待机而动。“
有人甚至干脆提议：“应该把换了美式装备的滇西远征军调到华中应急才对！“
这个提议得到了不少人的附和。众所周知美国援华物资武器装备全被美方掌控，一直由史迪威负责分配，九成以上都给了驻印军和滇西的Y部队，连中央军嫡系都难分到一杯羹，各方对此不满已久。
“史迪威那个美国佬，“汤恩伯愤愤地说，“把好东西都给了云南那帮人，我们前线部队连子弹都要数着用。现在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他倒好，还在缅甸丛林里慢悠悠地修路！“
“就是，“蒋鼎文也趁机发泄，“美援物资分配不公，早就该调整了。应该把驻印军调回来，或者让史迪威把物资多分一些给国内战场。“
会议室里一片嘈杂，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辩护，每个人都在把责任推给别人。没有人真正关心豫中的战局，没有人真正在乎前线将士的生死，没有人真正想过国家的存亡。
眼看内忧外患，大厦将倾之际，每个人却只顾打自己的小算盘。
蒋中正感到寒心不已。
他看着这些曾经并肩作战的袍泽，这些曾经信誓旦旦“为党国尽忠“的将领，心中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悲凉。这就是他的班底，这就是他赖以支撑这个国家的柱石？一群在危难时刻各怀鬼胎、互相倾轧的政客？
此前他一直顶着美方压力，舍不得动用已编成辖两个集团军的Y部队其实有苦难言。除了严防中共的胡宗南部就只剩这支整装好的生力军了，家底实在不厚。
胡宗南的部队驻扎在西安至潼关一线，名义上是防备日军西进，实际上是封锁陕甘宁边区。那是他对付中共的王牌，绝不能动。一旦胡宗南部调离，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就会像脱缰的野马，在华北、华中肆意扩张。那是比日军更可怕的心腹之患。
现在日本人一反常态，打破平衡全面进攻，枪弹物资顿显短缺。只有动用这张底牌，加快打通中缅印通道获得更多美援物资渡过眼前危机，否则在日本人强力打击下，军事要崩盘那一切都完了。
他强压内心的极度不满，在一片嘈杂声中起身迎着众人，目光阴沉道：“我意已决，不必多言。“
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蒋中正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的目光扫过全场，像两把锋利的刀子，在每个人脸上来回切割。
“滇西远征军，即刻准备渡江反攻。目标——配合驻印军，打通中印公路。“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何应钦身上：“参谋总部立即制定作战计划，十日内报我核准。“
“是……“何应钦低下头，不敢反驳。
“另外，“蒋中正继续说道，“通知美方，我们需要更多的空运配额。驼峰航线的物资，优先保障远征军和国内战场。“
“史迪威那边……“陈诚犹豫道。
“我会亲自给他发电，“蒋中正冷冷地说，“他要是不同意，就让他来重庆，当面跟我说。“
转头吩咐侍从：“即刻拟电，通知卫立煌，立即准备渡江反攻！“
卫立煌——远征军司令长官，蒋中正的嫡系将领之一。此人作战勇猛，指挥果断，是蒋中正手中为数不多的可用之将。但卫立煌与中共关系暧昧，抗战期间曾多次与八路军合作，这让蒋中正颇为忌惮。此刻用人之际，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下达完这条命令后，他自觉已无心力再和眼下这帮离心离德的下属们继续耗。
他看着这些或低头、或侧目、或面面相觑的将领，心中涌起一阵深深的厌倦。七年来，他在这张会议桌上度过了无数个日夜，讨论过无数次战局，做出过无数个决定。但每一次，都要面对推诿、扯皮、算计和背叛。
“何总长，“他吩咐何应钦，“主持余下来的会议部署安排，将结果通报我。“
然后拉下脸，拂袖而去。
云岫楼。
蒋中正重庆官邸，小楼位于黄山之巅，俯瞰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这座三层的小楼，原本是一位富商的别墅，抗战爆发后被征用为委员长行辕。楼前有一片小小的花园，种着几株梅花和桂花，每到花开时节，香气四溢。
此刻，夜已深沉。
蒋中正拄着手杖独自站在楼前，望着山重叠峦的群山出神。
山城的夜色并不宁静。远处的工厂还在连夜生产，机器的轰鸣声隐约可闻；江面上，运送物资的船只亮着灯火，缓缓驶过；更远处，防空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中扫射，警惕地监视着日军的空袭。
但这一切，都与他此刻的心境无关。
近来美国人持续给他施加政治上的压力，以释放中共军事力量联合对付日本人为名，准备派员到延安与中共接洽，摆明对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和掌控的军队不再放心。
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华莱士副总统的访华、史迪威将军的强硬要求……每一次，都是对他权威的挑战。美国人似乎忘记了，是谁在1937年率先举起抗日的旗帜，是谁在八年抗战中承受了最惨重的牺牲，是谁用血肉之躯拖住了百万日军。
他们只看到了中共的游击战，看到了延安的“民主气象“，看到了一个可能替代他的选项。他们不明白，或者说不想明白，中共才是他最大的敌人，是比日军更可怕的威胁。
他心里明白相对日本人，中共才是心腹大患。
日本人不过是要土地、要资源、要称霸东亚。他们是可以谈判的对手，是可以交易的敌人。抗战胜利后，中日之间可以划定势力范围，可以签订和约，可以相安无事。
但中共不同。他们要的是他的政权，是他的权力，是他的脑袋。1927年的清党、1934年的围剿、1936年的西安事变……每一次，都是生死存亡的较量。国共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只有你死我活。
日本人当下逼迫紧了，只能把滇西部队派出去应急。这是无奈之举，是权宜之计。只要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打通了中印公路，获得更多的美援物资，他就能重整旗鼓，恢复元气。
但胡宗南部绝不能动。
那是他对付中共的最后一张牌。三十万大军，驻扎在西安至潼关一线，像一把悬在陕甘宁边区头顶的利剑。一旦胡宗南部调离，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就会像脱缰的野马，在华北、华中肆意扩张。那是比日军更可怕的心腹之患。
否则将来应对中共会很被动。
夜风渐凉，吹动他的长衫。他紧了紧衣领，却依然感到一阵寒意。这寒意不是来自山风，而是来自内心深处——对未来的恐惧，对局势的无力，对那些离心离德的下属的失望。
他想起孙中山先生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但同志在哪里？那些真正的同志，那些为理想而战的革命者，大多已经牺牲在北伐和抗战的战场上。剩下的，或腐化堕落，或各怀鬼胎，或明哲保身。他就像一位孤独的棋手，面对满盘乱局，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帮手。
远处，传来几声零星的犬吠，随即归于寂静。山城的灯火渐渐稀疏，只有江面上的航标灯还在闪烁，像一双双不眠的眼睛。
蒋中正转身，缓缓走回楼内。他的背影在灯光下拉得很长，显得格外孤独和苍老。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他还要继续这场没有尽头的战争——对外抗敌，对内平衡，在刀尖上跳舞，在悬崖边行走。直到最后一刻。
而在千里之外的滇西怒江畔，卫立煌正在灯下研读作战地图。他的远征军——那两个集团军、十六个师、二十万大军——正在密林和峡谷中集结，准备渡过那条湍急的河流，向日军盘踞的滇西腹地发起反攻。
那是一场豪赌。赌上的是中国最后的精锐，是打通国际通道的希望，是这个国家在绝境中求生的最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