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回京那天，陈子龙在延安府城门口送行。马车已经套好了，两个锦衣卫暗桩坐在车头。
方正化从内帑拨的三百两路费还剩一半，徐光启让卢象升全部换成干粮和薯种，分给了沿途各县的流民。
此刻他站在马车前，把陈子龙叫到跟前，从袖子里掏出那本翻得起了毛边的《农政全书》手稿，翻到“荒政”卷最后一页。那一页上密密麻麻列着这次在延安府新补的数据——地窖干沙厚度从天津的两寸增加到三寸，藤节压泥后产量比不压泥高出两到三成，沙坡地灌水后土温每升高一度块茎膨大速度加快半成。
每一项数据旁边都标注了实测时间和地点。
“子龙，老夫今日就回京了。你留在延安府，替老夫做一件事——把番薯推广到平凉、庆阳、巩昌、临洮四府。”他把桌上那份《延安府番薯推广要则》拿起来放在陈子龙手上，压了压他的手背。这份要则是他这五天里跑遍延安府六个县的沙坡地之后重新修订的，比天津版的《甘薯疏》多了陕北实地数据——纯沙土怎么种，沙壤土怎么种，黄土坡为什么不能种，地窖干沙厚度为什么要加一寸，每一项都写得清清楚楚。
“《农政全书》‘荒政’卷还缺陕西全境的番薯推广实测数据。老夫没有时间走完这四府了——你替老夫走完。你走的每一步，将来都会写进书里。”
陈子龙跪下去对老师磕了一个头。额头触到延安府城门口的青石板，冰凉而粗糙。
他站起来的时候眼眶有些发红，但声音是稳的：“老师放心。学生走完四府之后，把每一亩沙坡地的实测数据都记下来，寄回京城给老师补进《农政全书》。”
徐光启没有再说多余的话。
他转身上了马车，方正化在车头喊了一声“走”，马车轮子碾过延安府城门口的青石板，往京城方向缓缓驶去。陈子龙站在城门口望着马车消失在官道尽头，然后把马背上那捆要则重新紧了紧，转身走回城里。
他回到延安府衙后院的客房里，把徐光启留下的《延安府番薯推广要则》、卢象升手绘的陕西沙坡地分布图、和自己那本写满了三栏笔记的随行札记摊在桌上，在灯下坐了很久。四府的路线需要重新规划——从延安府出发，先到平凉，再到庆阳，然后绕到巩昌和临洮。
平凉和庆阳离延安最近，沙坡地面积大，但灌水条件不如延安；巩昌和临洮离得远，地广人稀，土质偏黏，需要重新测算地窖干沙厚度。他对照着卢象升的地图把每一段路程的驿站和补给点都标了出来，写了一份详细的行程计划，然后吹了灯，和衣躺在床上。
窗外延安府的夜色很静，远处沙坡地上隐约传来老王码放最后一批留种种薯的声音。
天还没亮，老王就扛着一麻袋番薯种敲开了陈子龙的房门。
麻袋沉甸甸的，里面装的是他从地窖里挑出来的几十个最好的种薯——个头大，薯皮完好，没有一个有虫眼。“陈公子，这是老朽挑出来的种薯，一个能发十几根苗。你带到平凉去，到了之后先挖地窖——别等冻烂了才想起来！地窖尺寸按徐阁老新定的规格挖，干沙铺三寸，少一寸都不行。”
陈子龙二话没说，把麻袋扛上肩。
分量不轻，压得他肩膀往下一沉。他是松江华亭的世家子弟，从小读书写字，没扛过这么重的东西。但他没有放下来，就这么扛着出了房门，走到马厩，把麻袋捆在马背上。
老王站在旁边看着他把麻袋捆好，又叮嘱了一句：“平凉的沙坡地比延安冷，地窖干沙厚度可能还得再加半寸。陈公子到了之后先量地温，再定尺寸。”
陈子龙把这句话记在心里，翻身上马。
吴老秀才抱着一摞新印的《番薯留种要则》从社学跑过来，气喘吁吁地塞进他马背上的褡裢里。
“陈公子，这是五十份留种要则，每到一个府就给当地社学发一份。延安府的社学已经把番薯种植法和方田章合在一起教了，平凉、庆阳那边还没有社学——你到了之后先找当地的塾师，把这份要则给他们。”
陈子龙点了点头，策马出了延安府城门。城门口的青石板上还残留着昨天他给老师磕头时蹭掉的尘土，被马蹄踏过之后扬起来，在晨光里飘了好一会儿才落定。
从延安到平凉，走了好些天。黄土高原的春天来得晚，四月末了路边的野草才刚冒头，偶尔能看见几片新翻的沙坡地——那是延安府周边的县按推广要则新开的番薯田，藤蔓还没爬满地头，但沙土上的裂缝已经在往外冒着嫩绿的新芽。更多的地方还是一片荒芜，去年的旱灾把坡上的草都啃光了，露出底下干裂的黄土。
陈子龙每路过一个村子就停下来，找当地的老农问沙坡地的土质和灌水条件，然后蹲在地头上抓一把土捏碎了看墒情。他随身带着徐光启留给他的那本《延安府番薯推广要则》，遇到沙坡地就按要则上的分类标准判断——纯沙土还是沙壤土，灌水条件怎么样，离水渠有多远。然后把判断结果写在随行札记里，附上当地的土壤样本。
到平凉府那天正好下了一场春雨。陈子龙牵着马进了平凉城门，先去府衙把卢象升的公文递给平凉知府。平凉知府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官僚，在平凉干了十几年，见过旱灾、蝗灾、流民潮，什么苦都吃过。他早就接到延安府发来的邸报，知道卢象升在延安修水渠种番薯的事，也收到了徐光启寄来的《番薯留种要则》，但一直没有亲眼见过番薯长什么样。此刻看见陈子龙从马背上卸下老王给的那麻袋番薯种，他蹲下去拿起一个番薯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用手指摸了摸薯皮上那些细密的纹路，然后站起来对陈子龙拱了拱手：“陈公子，本官在平凉干了十几年，从来没见过沙地里能刨出这么大的粮食。延安府今年靠番薯撑过了春荒，平凉府的沙坡地比延安还多——你说怎么种，本官配合。”
陈子龙当天下午就在平凉府城外的沙坡地上圈了一片试种区。按徐光启要则上的标准，平凉的沙坡地分两种——纯沙土和沙壤土。纯沙土渗水快，适合种番薯；沙壤土保水好，也能种，但藤蔓压泥时得多压一把湿泥。他从王府衙门借了几个衙役当劳力，按要则上的尺寸挖了一排地窖。他在延安时见过徐光启当面指出干沙厚度不足，此刻蹲在自己挖的第一个地窖口用指尖反复按压沙层的松软度，又掏出随身札记翻到延安地窖那一页——干沙三寸，老王按徐光启要求加厚之后，种薯过冬全部成功。他把札记合上，站起来对几个衙役说：“再铺厚半寸。平凉冬天比延安还冷，干沙厚度得比延安多铺半寸。”他把这个判断也记进随行札记里，准备将来把四府的地窖干沙厚度数据汇总之后寄回京城给老师补进《农政全书》。
留种种薯入窖之后，陈子龙把吴老秀才给的《番薯留种要则》发给了平凉府社学的塾师。平凉府只有一个社学，塾师是个六十多岁的老童生，接过要则之后从头翻到尾，翻到地窖剖面图那一页时手指停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陈子龙，浑浊的老眼里忽然亮了一下。“陈公子，这张图画得好——老朽以前只知道把种子埋在地里过冬，从来不知道还要挖地窖。有了这张图，老朽就能教学生怎么挖了。”
陈子龙没有谦虚，只是把那本地窖图旁边的标注逐条念给塾师听。念完之后他补了一句：“这份要则是徐阁老根据延安府的实测数据修订的。塾师在方田章课上教学生挖地窖的时候，记得让每个学生都亲手挖一个——挖过一遍之后他们就记住了。”
离开平凉之前，陈子龙又在沙坡地上蹲了一个下午，把试种区的藤蔓压泥方法和当地的灌水条件详细记录下来，写进随行札记里。平凉的水渠不如延安府发达，沙坡地的灌水主要靠雨水和几条季节性的小河沟。他在札记里写道：“平凉沙坡地纯沙土区灌水条件不如延安，藤蔓压泥时需在藤节处多压半把湿泥，否则块茎膨大期沙土渗水太快，薯块偏小。”这个判断后来被徐光启收进《农政全书》“荒政”卷的修订版里，旁边标注了一行小字——“门人陈子龙于平凉实测”。
从平凉到庆阳。庆阳的沙坡地比平凉更多，但土质偏黏，灌了水之后容易板结。陈子龙在庆阳城外蹲了好几天，把当地沙坡地的土壤样本按要则上的分类标准逐一比对，发现庆阳的沙坡地大多是沙壤土，纯沙土极少。他在随行札记里写道：“庆阳沙坡地以沙壤土为主，保水好但透气性不如纯沙土。藤蔓压泥时需多压一把湿泥，块茎膨大期需增加翻土次数以防板结。”他把这个判断写进了给庆阳知府的推广建议书里，附了土壤样本和灌水方案。庆阳知府是个新上任的年轻官员，看完建议书之后二话没说，当天就让衙役在城外圈了一片试种区。
从庆阳到巩昌。
巩昌地处偏僻，地广人稀，沙坡地面积比平凉和庆阳都少，但土质更干。陈子龙在巩昌城外找了个废弃的土窑，把随行札记里关于干沙厚度的数据重新测算了一遍，发现巩昌冬天的地温比延安低了将近半成，地窖干沙厚度需要再加厚半寸。他在窑洞里写了一篇《巩昌府番薯试种条件评估》，把地窖干沙厚度的调整方案附在里面，交给巩昌知府。
从巩昌到临洮。
临洮是四府里最偏远的，当地几乎没有水利设施，沙坡地的灌水全靠雨水。陈子龙在临洮城外找了个老农带路，把周边好几个村子的沙坡地全走了一遍。他在随行札记里写道：“临洮沙坡地灌水条件为四府最差，建议先修简易引水渠再推广番薯，否则块茎膨大期缺水，产量可能低于延安的一半。”他把这份评估报告交给了临洮知县。
四府走完，已是盛夏。
陈子龙回到西安，在西安科学院分号后院的客房里把四府的随行札记整理成一份完整的《陕西番薯推广实录》。
这份实录详细记录了平凉、庆阳、巩昌、临洮四府的沙坡地土壤类型、灌水条件、藤蔓压泥方案、地窖干沙厚度对比，以及每一府社学推广的情况。他在实录的最后一页写了一段总结：“四府沙坡地均可种植番薯，但产量受灌水条件和土质影响各有差异。平凉纯沙土区产量最接近延安，庆阳沙壤土区需增加翻土次数，巩昌和临洮灌水条件较差，建议先修水利后推广。四府累计开挖地窖若干口，种薯全部入窖过冬。地窖干沙厚度从延安的三寸逐步调整至四寸，每一寸调整都有实测数据支撑。”
他把实录折好，连同沿途采集的土壤样本和地窖温度记录，一并打包寄往京城。包裹上写着：京城遵化科学院，徐光启亲收。
卢象升从延安府赶来送他。
两个人在后院的客房里坐了大半夜，陈子龙把四府的随行札记摊在桌上给卢象升看。卢象升逐页翻完，指着他记录的平凉干沙厚度数据问了一句：“这个数，徐阁老看了会不会觉得太保守？”陈子龙想了想，回答：“不会。老师在延安时就说过，天津的数据不能照搬到陕西，延安的数据也不能照搬到平凉。每个府的地温不一样，干沙厚度就得跟着调。老师教我的是方法，不是数字。”
卢象升点了点头，把这些记录抄了一份留底，原件让陈子龙带回京城交给徐光启。
临行前，陈子龙站在西安分号门口的老槐树下，望着钟楼南大街上来往的商队和脚夫。
去年冬天他跟着方岳贡在松江码头接待魏忠贤时，江南士绅对朝廷新政的态度还停留在“商贾之技，终非君子之道”。现在他在陕西走了四府，亲手挖了地窖、测了干沙厚度、发了留种要则——番薯藤正在往更远的西北爬。
每一个地窖他都蹲在窖口用手指反复按过沙层，每一亩试种区他都亲手捏碎过沙土看过墒情。他忽然觉得老师说得对：书斋里写不出救荒之策。
他翻身上马，往京城方向策马而去。马背上驮着四府的土壤样本、地窖温度记录、和那本写满了三栏笔记的随行札记。
卢象升站在老槐树下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钟楼南大街的尽头，转身走回分号后院，翻开陈子龙留下的那份《陕西番薯推广实录》抄本，在扉页上写了一个字——“留”。然后他把抄本锁进分号后院的档案柜里，和傅山亲笔写的龙门账示范图、瞿式耜留下的首批直拨票据存根，放在同一个柜子里。
陈子龙回到京城那天已是初秋。
他先去科学院找徐光启，老师正在书房里埋头修订《农政全书》“荒政”卷。陈子龙把四府的随行札记和《陕西番薯推广实录》放在老师桌上。
徐光启逐页翻看，翻到平凉干沙厚度那一页时停了很久，然后摘下老花镜擦了擦镜片上的雾气，抬起头看着陈子龙。他没有夸他，只是把札记翻到最后一页，提起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子龙亲赴四府，实测地窖数据，为《农政全书》‘荒政’卷补全陕西推广实录。此卷可付梓矣。”然后把札记合上，靠在椅背上闭了闭眼。
陈子龙看见老师闭眼的那一刻，眼角有一条细纹在轻轻颤动。
他知道老师在用不夸他的方式夸他。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随行札记重新收好放回老师桌上，转身走出书房，轻轻带上了门。
书房外面科学院的院子里，宋应星正蹲在新炉前测铁水温度，炉火的光映红了他半边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