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夏天，闾珣把墨西哥湾项目的全部档案从铁柜子里调了出来。三个纸箱，从一九七五年第一份勘探报告到一九八〇年三月冻结令当天的最后一期对账单，按年份编号，一份不缺。
他把会议桌清空，将档案一份一份摊开——投资建议书、追加审批单、风控报告、码头调研笔记、董事会会议纪要、墨西哥外资法案的剪报、彼得森的历次书面提醒。每一份都按日期排列，从最早到最晚，铺满了整张桌面。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那些泛黄的纸页上，每一页都有他的签字。
他花了整整两周重新分析这些档案。不是追责——没有人需要被追责，因为最大的责任人就是他自己。他是来找规律的。他想知道自己在哪个节点上开始忽略风险，在哪个节点上把成功当成了惯性。
答案在第二笔追加的档案里。彼得森那份风控报告还在，备注栏里写着：政治风险敞口未纳入本次核算，建议下次董事会专项讨论。报告后面附了一份墨西哥国有化运动的简报——谢苗诺夫情报网的老渠道虽然已经中断多年，但霍普金斯从香港转发过几份公开的新闻分析，指出墨西哥国内对外资控制能源的反对声浪正在升温。
这些简报就在档案里，按日期编号，每一份他都看过。他在简报空白处用铅笔写了“已阅”，字迹端正，日期清清楚楚。但他只看了文字，没有看进去。
第一口探井出油量超预期，股价翻倍，董事会上所有人都在鼓掌，科恩在电话里说“这次你比你母亲快了一步”。他在那间坐满人的会议室里点了头，然后把彼得森的提醒放进文件夹里，没有在下次董事会上提出专项讨论。
简报上的每一个字他都认识，但他没有把它们和风险联系起来。不是看不懂，是不想看。成功的轰鸣声太大了，大到盖过了拨算盘的那一声脆响。
他把简报和风控报告并排放在桌上，沉默了很久。窗外哈德逊河上的渡轮正在缓缓驶出港口，汽笛声穿过玻璃窗传进来，低沉而悠长。他想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供应链上的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有一个人。简报上的数字后面是墨西哥的码头工人、油田工程师、议会议员、街头示威者。
他看了数字，没看人。然后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第二笔追加时已出现明确的政治风险预警信号。信号来源可靠，内容明确。我当时判断“传了两年每次都没落地”，未启动应急预案。这个判断基于惯性，不是基于分析。
他翻到第三笔追加的档案。彼得森在审批栏里的备注还在：本次追加已超出公司自有资金占比上限。本风控部门已履行告知义务。他把这行字看了很久。彼得森签了字，但他在签字之前把每一个该说的话都说了，每一句都写在纸上。风控没有失职，失职的是签字的人。
他把所有档案读完，然后坐下来写了一份完整的失败分析报告。报告从第一笔追加开始逐笔复盘，把每一次决策的依据、当时可获得的风险信息、以及他本人未采纳风控建议的原因全部列出。
他用的是母亲当年查帅府账房亏空时的办法——不是看总账，是追原始单据。每一笔追加的采购单、审批单、风控意见、董事会记录，四单对不上就不往下一页翻。他在报告里写道：墨西哥湾项目初期判断正确，但在成功之后对风险信号的敏感度显著下降。
第二笔追加时忽视了明确的政治风险预警，第三笔追加时越过自己划定的风控红线。决策失误的根本原因不是信息不足，是选择性失明——在成功的惯性中只看见支持自己判断的数据，忽略了反对自己判断的信号。
报告的最后一页是一张表格，左边是每一个决策节点当时可获得的风险信息，右边是他当时的判断。每一栏右边都有一行用红笔写的字：判断错误。不是别人错了，是他自己错了。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跟母亲在帅府查账报告上写的字迹一模一样。
他把报告递交给董事会。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有人低头翻着那份厚厚的报告，有人在看墙上挂着的三签制原件。那张泛黄的纸已经挂了三十多年，上面的铅笔字迹还是清清楚楚——申请的人知道需求在哪里，审批的人知道库存有多少，验收的人知道标准是什么。三把锁，缺一把都不行。
闾珣站在桌前，没有多解释什么，只是在散会前说了一句：这份报告锁进铁柜子，以后任何人都可以调阅。墨西哥湾项目的档案不销毁、不封存、不找借口。
会后他启动了一系列收缩策略。出售部分非核心资产弥补损失，将投资重心回归到航运和钢铁——母亲当年与科恩建立的交叉持股架构。
这个架构他用了二十年，知道每一根柱子的承重是多少。他没有急着寻找下一个大项目，而是把芝加哥钢铁和大西洋航运最近三年的报表重新翻出来，逐月核对库存周转天数和燃油补给周期。这两个数字他拨了几十年的算盘，拨下去的那一声脆响从来没有骗过他。他重新校准了基金会的风险敞口，把仓位上限从建议书封面那行红字重新抄了一遍，贴在办公桌玻璃板下面。
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把那份失败分析报告锁进铁柜子里，和墨西哥湾项目的全部档案放在一起。报告封面他写了八个字：一九八〇年墨西哥湾。风控失误。归档备查。字迹端端正正，跟母亲在军需档案上的字迹一模一样——不重不轻，恰好入纸三分。
他关上柜门，把那只小算盘从桌上拿过来放在报告旁边。铆钉孔正对着那行字。铆钉孔还在，程师傅的凿痕还在，珠子上的铅笔灰还在。他从这个孔开始，重新拨了一遍算盘——不是从一加到一百，是从他自己越过的红线开始，从“心里有底”这四个字重新开始。
每一颗珠子拨下去，磕在档位上的那一声脆响，都在告诉他同一件事：数据对，不等于判断对；判断对，不等于时机对。这三件事，他摔了这一跤才真正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