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放下刀叉。
他本来以为这位夫人会跟他讲投资哲学，或者至少讲几句选股心得。她跟他讲的是铁矿砂到钢板的物流周期，以及如何从原料采购数据里提前两到三个月预判利润拐点。
这不是投资——这是采购经理的思维方式。不，这比采购经理更可怕。采购经理只盯自己的供应商，她盯的是整条链——从矿山到高炉到轧机到库存到订单，每一个环节的周期都算得清清楚楚。她在餐巾纸上画的不是供应链，是作战地图。
更让他心惊的是，她做这一切的时候，头发还没长齐——化疗结束不到半年，脸色还苍白着，手指还瘦得骨节分明，但她已经算完了从铁矿砂到装甲板的全部周期，已经赚到了三倍的利润。科恩在华尔街见过无数在牛市里意气风发的投资者，但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在跟死神抢时间的同时还能跟市场抢利润。
“夫人，”科恩拿起餐巾擦了擦手，“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您在东北的时候，做过什么？”
于凤至把铅笔放回手提袋里。“管过军需。被服厂的棉花采购、兵工厂的枪管验收、铁路的钢轨进口、秦皇岛仓库的储备线制度——都管过。”
“包括验枪管？”
“包括验枪管。”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落得很稳，“验枪管跟验钢铁是同一件事——材料要对，工艺要对，人要对。材料不对，枪管上战场会卡壳。工艺不对，坦克的装甲板会被反坦克炮弹击穿。人不对——前两个‘对’就都没有意义。”
科恩把餐巾从桌上拿起来，看着上面那条用铅笔画出来的供应链。铁矿砂→焦煤→高炉→平炉→轧机→库存→订单。方块画得端端正正，每一条线都是直的，没有任何多余的线条。
他发现自己在看这张图的时候，脑子里同时浮现出了芝加哥钢铁的股价走势图——两幅图叠在一起，供应链上的每一个拐点都对应着股价图上的一次跳涨。从铁矿砂到货量攀升，到军方订单公布，到股价翻倍，中间的因果关系清清楚楚。
他做了十五年投资，第一次看到有人用这种方式拆解一只股票。他想对她说，你画的不是供应链——你画的是后勤补给线。把矿山当成军需仓库，把铁路当成兵站运输线，把高炉当成兵工厂，把轧机当成被服厂。你用管军需的方法管股票。但他没有说出口。他知道她不需要这个评价——她在东北管了十几年军需，比他更清楚后勤线长什么样。
“夫人，我有一个提议。”他把餐巾小心折好，放在桌子一侧，“我在钢铁股上有一些头寸，您的供应链分析正好可以补上我的盲区。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合作——我的资金加上您的判断，收益按比例分成。”
于凤至把餐巾叠好，放在桌子一侧。叠法很整齐，边对边，角对角，跟她在支票上签字一样，一笔一划都端端正正。
“可以。”她说，“但有一个条件。”
“请讲。”
“签合同。每一条都要逐字过，每一笔交易的授权范围、资金上限、分成比例，全部写清楚。”
科恩笑了一下。“夫人，您不相信口头约定？”
“我相信。”于凤至端起水杯，杯沿在唇边停了一下，“但口头约定是相信人，合同是相信规矩。我在东北管军需的时候，每一批物资出库都要三个人签字——申请的人、审批的人、验收的人，缺一个签字，东西不能出库。不是不信任人，是规矩比人更可靠。”
她放下水杯，看着科恩。“科恩先生，您怕冷。这间餐厅的空调温度应该比平时调高了至少一度。您是个讲究细节的人——但您今天没有注意到，您右手边那杯咖啡已经凉了。您一直在说话，忘了喝。我建议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每一条都逐字念完再签字。不是因为不信任，是因为每一个字都是承诺，签了字就要认到底。”
科恩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右手边那杯咖啡，果然已经凉透了，杯壁上的热气早就散尽。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礼貌的笑，是一种被彻底看穿之后心悦诚服的笑。这个女人不只是在看报表上心细，她看人也一样心细。她注意到了空调温度，注意到了他没喝咖啡，注意到了他怕冷——然后把这些细节都记在心里，作为谈判时的一张牌。管过军需的人，果然不一样。
他把咖啡杯推到一边，端起酒杯。“夫人，您是我见过最不像中国人的中国人。”
于凤至嘴角微微弯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淡淡的纠正。“科恩先生，我是东北人。东北人说话算话，做生意也一样。”
科恩端起酒杯，跟她碰了一下。水晶杯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餐厅里清脆地响了一下，像算盘骨珠拨到底的那一声。
“合作愉快。”他说。
于凤至端起水杯，喝了一口。“合作愉快。还有一件事——下次见面，空调不用特意调高。您怕冷，我不怕。奉天的冬天比纽约冷得多，我在帅府账房里拨算盘的时候，窗户上结的冰有二寸厚。”
科恩愣了一下，然后笑出声来。窗户上结的冰有二寸厚——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个女人在零下几十度的冬天里，坐在没有暖气的账房里彻夜拨算盘，手指冻得通红，但账本上的字一个都没歪。
他忽然理解了她在化疗之后为什么还能冷静地翻遍芝加哥钢铁的年报——一个人连奉天的冬天都能扛过来，化疗算什么。他把餐巾展开，准备重新铺在膝盖上，又停了一下——餐巾上那条供应链还没擦掉。他想了想，把餐巾折好，放进西装内袋里。
这个动作于凤至看在眼里，没有说什么，只是端起水杯又喝了一口。
两人走出餐厅的时候，夕阳正打在对面大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一片金色的光，落在白桌布上，落在银烛台上，也落在于凤至的旧手表上。
科恩替她拉开玻璃门，门外的梧桐树下，一辆马车正经过，蹄声滴答滴答敲在柏油路面上，像算盘骨珠在档位上磕。她沿着第五大道往南走，藏青色开衫在晚风里轻轻飘起一角。科恩站在餐厅门口，看着她渐渐走远，把西装内袋里那张餐巾纸往里又掖了掖。
两年后，这份餐巾纸上的供应链图被科恩裱起来挂在了办公室墙上。旁边贴着一张字条，是他的手迹：夫人告诉我，投资不是买股票，是验收供应链。每一个环节都有周期，每一个周期后面都有一个人。一九四一年六月，法式餐厅，餐巾纸。
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把一张旧餐巾挂在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他说那不是餐巾，是教材。那堂课他学了二十多年还没学完——因为供应链上的环节可以画在纸上，但每个环节后面的人，需要用一辈子去读。
从那天起，所罗门·科恩的办公桌上除了彭博终端和电话机之外，多了一样东西——一只从唐人街买来的小算盘。他不会拨，只是放在那里。有人问起，他就说那是他的风控模型。
于凤至的算盘声，在曼哈顿中城的办公室里响了二十二年。直到科恩退休那天，他才把那张餐巾纸从墙上取下来，锁进保险柜里。保险柜里还有一样东西——一份已经发黄的合同，签署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七月，合同末页上两个人的签名并肩排列，墨迹已经有些淡了，但字迹还清清楚楚。
他把保险柜的门关上，铜锁扣合上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轻轻响了一下，像算盘骨珠拨到底的那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