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自步入西汉权力核心之初，便陷入了舆论与政治立场的两极分化之中。一方面，他凭借早年营造的“谦恭节俭”“礼贤下士”形象，以及对部分士族、官僚利益的迎合，赢得了朝堂内外一部分人的拥戴，这些人或将其视为挽救西汉末年颓势的“贤能之臣”，或寄望于通过依附他获取政治进阶的机会；另一方面，其步步紧逼的权力扩张态势，也引发了坚守传统宗**理、忠于刘氏政权的官僚与贵族的强烈警惕，反对之声从未停歇。
王莽初入长安执掌大权时，曾专程召请新都相孔休。孔休以学识渊博、品行高洁闻名，王莽欲借其声望巩固自身地位，打算任命他为国师这一尊贵官职，然而孔休洞悉王莽的政治野心，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直接闭门谢客，以强硬姿态拒绝了这一邀约，用行动表明了对王莽专权的抵制。与此同时，朝堂之上的核心官员也纷纷以“乞骸骨”（古代官员请求退休的委婉说法）为由，主动脱离权力中枢：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人，均不愿在王莽麾下任职，坚决请求辞官归乡，他们的离开，不仅是对王莽权力的无声抗议，更在朝堂之上掀起了一股反对王莽的暗流。
随着时间推移，王莽的专权程度不断加深，其代汉自立的野心也逐渐暴露无遗。他一方面大肆封赏亲信党羽，将朝堂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人手中，一次便分封亲信多达395人，这些人遍布中央与地方要害部门，成为王莽推行个人意志的工具；另一方面，他对刘氏宗族展开了系统性的打压，先后将刘氏宗族中的32位诸侯王、181位王子侯废黜，剥夺其爵位与封地，彻底动摇了刘氏政权的根基。如此明显的权力倾轧与“改朝换代”迹象，让刘氏宗族及忠于西汉的贵族官僚意识到，若不奋起反抗，终将面临覆灭的命运，因此，此后一系列针对王莽的武装反抗，从根源上看已是必然之势。
居摄元年（公元6年），刘氏宗族中率先举起反抗大旗的是安众侯刘崇。他深知王莽专权对刘氏政权的威胁，却因势单力薄，仅能召集到百余人的队伍，毅然率军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然而，兵力的悬殊差距让这场反抗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刘崇的队伍很快便被王莽的军队击溃，这场短暂的反抗虽以失败告终，却成为了刘氏宗族反抗王莽的开端，如同一点星火，点燃了反对王莽的引线。
到了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成为了反抗王莽的核心力量。翟义出身官宦世家，对西汉政权忠心耿耿，他看清了王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本质，决心以“为国讨贼，以安社稷”为旗号，号召天下忠义之士共同对抗王莽。凭借其在地方的威望与号召力，翟义迅速集结了十余万兵力，并拥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试图通过拥立刘氏后裔，凝聚更多反抗力量。这场反抗的影响力远超刘崇之举，就连西汉都城长安周边的“三辅”地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今陕西中部），也有二十三县的百姓与士人响应，参与人数多达十余万。
王莽得知翟义起兵的消息后，顿时陷入恐慌。他深知“三辅”地区紧邻都城，一旦失控将直接威胁到自己的权力核心，于是紧急调遣关东地区的精锐甲士前往镇压，一时间，长安周边地区军容密布，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陷入高度紧张之中。这场镇压战争持续了近半年，直到次年二月，王莽的军队才最终将翟义的反抗势力击溃，翟义本人也兵败身亡。尽管翟义的反抗同样以失败告终，但它极大地动摇了王莽的统治根基，让更多人看到了王莽政权的脆弱性。
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反抗的浪潮仍在持续。期门郎张充（期门郎是西汉宫廷中的护卫官，负责皇帝的安全保卫）深知王莽在宫中的势力已根深蒂固，却仍不愿屈从，他联合另外五人密谋在宫中发动突袭，劫持并诛杀王莽，随后拥立楚王刘纡为新君，试图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推翻王莽。然而，由于密谋泄露，张充等人的计划尚未实施便被王莽察觉，最终全部被诛杀。这场发生在权力核心的密谋反抗，虽未造成大规模动荡，却足以证明王莽的统治已失去了部分宫廷内部人员的支持，反对他的力量已渗透到各个层面。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正式废黜西汉末帝孺子婴，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新”，新朝由此建立。但新朝的建立并未平息天下的反抗之声，反而让刘氏宗族与部分地主官僚的反抗更加激烈——王莽的“篡汉”行为，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宗法秩序，让反对者再也无任何妥协的余地。
同年四月，徐乡侯刘快（原西汉宗室）在封国境内召集数千人起兵反莽。他以“复汉”为号召，试图夺回刘氏政权，却因缺乏足够的兵力与战略规划，很快便被新朝军队镇压。与此同时，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刘都也暗中联络志同道合者，密谋举兵反莽，计划趁新朝政权尚未稳固之际发动突袭，然而同样因消息泄露，参与密谋者全被诛杀。这一时期的反莽活动，规模虽仍有限，且大多被王莽迅速镇压，但它们清晰地表明，刘氏宗族及忠于西汉的地主官僚与王莽政权的矛盾已全面激化，反抗的火种并未因新朝的建立而熄灭，反而在暗中不断积蓄力量。
更为关键的是，除了上层统治阶级的反抗，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开始“此伏彼起，层出不穷”。王莽登基后推行的一系列“改制”政策，不仅未能解决西汉末年以来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流民失所等问题，反而因政策的混乱与严苛，进一步加剧了百姓的苦难，成为了点燃民间反抗的***。
王莽的“改制”涵盖土地、货币、赋税、官制等多个领域，但其核心政策不仅脱离社会实际，还充满了理想化的空想色彩。在土地问题上，他试图推行“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后重新分配，这一政策严重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最终被迫废除，而普通百姓不仅未能获得土地，反而因政策反复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保障。
在对外政策上，王莽一改西汉后期的缓和策略，对匈奴及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强硬态度，多次兴师动众发动讨伐战争。为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他不断加重百姓的赋税负担，同时强行征调大量民力服徭役，无数百姓被迫离开家园，投身于无休止的战争与劳役之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战乱、饥饿与疾病。例如，在征讨西南地区的句町国（今云南、广西一带）时，王莽一次性征调官吏与百姓二十万人前往作战，由于后勤补给混乱，军粮供应中断，士兵们饥寒交迫，还爆发了瘟疫，仅仅三年时间，便有数万人死于非命。
频繁的人祸再加上接连不断的天灾（旱灾、蝗灾、水灾等），让社会经济彻底崩溃：大片农田荒芜，粮食产量锐减，物价飞涨。在汉文帝时期，每石米的价格仅为数十钱，而到了王莽统治后期，米价飙升至每石二千钱，到王莽末年，更是达到了“每斛（十斗为一斛）价值黄金一斤”的惊人程度。粮食的极度匮乏迫使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逃亡，“人相食”的惨状在史书中屡见不鲜，全国人口数量锐减了三千多万，史书用“百姓虚耗，十有二存”来形容当时的惨状——也就是说，十个人中，最终能存活下来的仅有两人，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面对百姓的苦难，王莽却毫无应对之策，反而想出了荒诞至极的办法：他派人前往关中地区（今陕西中部），教导因饥荒流落至此的饥民“煮木为酪”（将树皮、木屑煮成糊状充当食物）。然而，这种毫无营养的“食物”根本无法解决饥饿问题，反而只会加速百姓的死亡。在这样的绝境之下，百姓们走投无路，除了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已无任何生存的希望。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因不堪忍受新莽政权频繁的赋税征发与徭役压迫，开始大规模抛弃城郭，逃往山林沼泽之地，沦为“盗贼”（当时对起义百姓的称呼），其中以并州地区（今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古一部）最为严重。并州作为边境地区，既要承担抵御匈奴的军事压力，又要向中央缴纳重税，百姓的负担远超其他地区，因此率先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民反抗活动，尽管这些活动最初规模较小，却为后来的全国性起义埋下了伏笔。
天凤二年（公元15年），北方边境的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一带，百姓又因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而奋起反抗。当时，驻守边境的新朝军队纪律涣散，经常劫掠百姓的财产、粮食，甚至强占民女，百姓们忍无可忍，数千人自发组织起来，攻打军队驻地与官府，形成了有组织的反抗队伍。王莽派遣捕盗将军孔仁率军前往围剿，经过一年多的血腥镇压，才勉强将这场反抗平定，但百姓的怨恨并未因此消散，反而愈发深厚。
天凤四年（公元17年），成为了新朝末年民间起义的“爆发元年”。这一年，“天下愈愁，盗贼起”，各地百姓再也无法忍受苦难，纷纷拿起武器反抗新莽政权，反抗浪潮迅速席卷全国。
在东南地区，会稽郡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瓜田仪率先率众起义。他以当地的湖泊、沼泽为依托，建立起反抗据点，吸引了大量流民加入，起义军坚持斗争长达数年之久，成为东南地区反抗王莽的重要力量。
同年，琅琊郡海曲县（今山东日照）的妇女吕母，因儿子被县宰（县令）冤杀，悲愤交加，决心为子报仇。她散尽家财，招募流民与壮士，组建起一支起义队伍，随后率军攻破海曲县城，处死了冤杀儿子的县宰。此后，吕母自称“将军”，率领起义军在海上活动，利用海洋的地理优势与官府周旋，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吕母不仅是新朝末年重要的起义领袖，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农民起义女领袖，她的事迹激励了更多百姓投身反抗浪潮。
天凤五年（公元18年），民间起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起义队伍遍布南北各地。在东部沿海的东海郡（今山东郯城北），力子都率领起义军发动起义，由于他为人勇猛，且善于团结百姓，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今江苏、山东南部一带）及周边地区，成为王莽政权在东部地区的重大威胁。王莽曾多次派遣使者调集各郡国的军队前往镇压，却始终无法将其击败。
在北方地区，起义军更是“遍地开花”，先后出现了数十支规模不等的反抗队伍，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这些起义军大多以山川、河流为据点，相互呼应，时常联合起来对抗新朝军队，他们不仅打击官府，还会救济流离失所的百姓，因此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规模最大的铜马部，人数一度达到数十万，成为北方起义军的核心力量。
在南方地区，反抗浪潮同样汹涌：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人张霸率领当地百姓起义，江夏郡（今湖北云梦）人羊牧在境内发动反抗，南郡人秦丰聚集数千人攻占郡县，庐江郡（今安徽庐江西南）人王州公则率领数万民众起义，控制了庐江周边地区。这些南方起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他们的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不仅冲击着新朝在南方的统治，还与北方、东部的起义军形成呼应，让王莽政权陷入了四面受敌的困境。
即便是在新都长安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规模的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辅盗贼麻起”（“麻起”形容起义如同麻点般密集出现），甚至有起义军潜入长安城中活动，劫掠官府仓库、冲击官僚府邸，直接威胁到王莽的统治核心。王莽被迫在长安设置“捕盗都尉官”，专门负责镇压城中的起义军，还命令执法谒者（负责监察执法的官员）亲自率军追击，在城中竖起“鸣鼓攻贼幡”（用于指挥军队进攻盗贼的旗帜），使者则紧随军队之后督战，即便如此，长安城中的反抗活动仍未被彻底平息，新朝政权的统治已摇摇欲坠。
在新朝末年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有两支队伍凭借规模、影响力与组织性，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农民起义的主流，这便是南方的绿林军与北方的赤眉军。
绿林军最初发源于荆州江夏郡云杜县的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地区爆发严重饥荒，百姓们为争夺食物相互争斗，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兄弟因善于调解纠纷，被百姓推举为首领，随后聚集数百人在绿林山发动起义，这便是绿林军的开端。绿林军最初以绿林山为根据地，四处劫掠官府的粮食与财物，救济饥民，很快便吸引了数千人加入。到了地皇二年（公元21年），绿林军在与新朝军队的战斗中接连获胜，人数迅速增长到五万余人，成为南方最强大的起义军。后来，绿林军因遭遇瘟疫，被迫分兵转移，分为新市兵、平林兵、下江兵等分支，尽管兵力分散，却仍保持着密切联系，最终在后来的反莽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拥立刘氏后裔刘玄为帝，建立了“更始政权”。
北方的赤眉军则起源于琅琊郡（今山东诸城一带）。天凤五年（公元18年），琅琊人樊崇率领百余人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起义，由于他为人勇猛善战，且对部下纪律要求严格（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很快便吸引了周边地区的起义军前来归附。随着规模的扩大，为了在战斗中区分敌我，樊崇命令部下将眉毛染成红色，因此这支起义军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最初以打击官府、劫掠粮食为主要目标，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军事力量，人数最多时达到数十万，活跃于青州（今山东东北部）、徐州、兖州（今山东西南部）一带，多次击败新朝的精锐军队。与绿林军不同，赤眉军最初并未拥立刘氏后裔，而是保持着较为朴素的农民起义特质，后来在与绿林军的互动中，才拥立刘氏后裔刘盆子为帝，成为推翻新朝政权的另一支核心力量。
绿林军与赤眉军的崛起，标志着新朝末年的农民起义进入了新阶段。这两支队伍不仅规模庞大、战斗力强，还逐渐形成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王莽、恢复刘氏政权或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它们相互配合、南北呼应，最终成为了摧毁新莽政权的主要力量，也为后来东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