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八月十六日，香港渣甸山，金庸寓所。
书房里的灯亮到很晚。
查良镛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当天的几份报纸。
《明报》《东方日报》《信报》，每一份的头版或娱乐版，都有关于《港台现代爱情故事》的报道。
收视率八十八点，打破《上海滩》纪录。
街谈巷议，无人不知。
他摘下眼镜，用绒布缓缓擦拭着镜片。
那张从鑫时代内部流出来的会议摘要，他还留着。
压在书桌抽屉最底层，和那些重要的信件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武侠文学根本上不得台面。”
这句话，在他心里放了八个月。
他查良镛十六岁开始投稿，二十三岁南来香港，三十一岁创办《明报》，三十五岁写完《神雕侠侣》，四十岁写完《笑傲江湖》，四十五岁写完《鹿鼎记》。
他用二十年时间，构建了一个武侠世界，养活了一份报纸，影响了几代人。
现在，一个后辈，在一个内部会议上，用五个字否定了这一切。
他本可以一笑置之。
到了他这个年纪和地位，早已看惯潮起潮落，听惯褒贬毁誉。
但那句话，像一根小刺，轻轻扎在那里。
不痛，但总在某个时刻，让人忍不住想起。
那天晚上，他打了一个电话。
打给《明报》副刊的老朋友，董千里。
八月十八日，《明报》副刊出现一篇署名“千里”的文章，题为“闲话武侠”。
董千里是金庸多年的老友，也是《明报》创刊时的元老之一。
他写了几十年专栏，笔力老辣，但从不轻易出手。
那篇文章不长，千余字。但措辞很妙。
“日前与友茶叙，谈及今日影视创作之风气。友言，有某新兴影视公司之主事者，曾于内部会议上放言，武侠文学根本上不得台面。闻之，不禁莞尔。”
“武侠者，起于市井，兴于民间，本非庙堂供奉之物。然数十年间，从梁羽生、金庸、古龙诸君，笔下人物，深入人心。郭靖之侠之大者，令狐冲之笑傲江湖，小李飞刀之例无虚发，早已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此等文化影响力，岂是一句‘上不得台面’可抹杀？”
“或曰，武侠乃成人童话，与现实无涉。此言似是而非。江湖者，人间之缩影也。门派之争，利益之斗，恩怨情仇，离合悲欢，何一而非人间所有？不过假武功侠义之名，写人心世态之实。”
“吾非为武侠护短，亦非与那主事者过不去。但觉做文化者，当有一份敬畏之心。敬畏前人积累，敬畏大众喜爱，敬畏那些看似‘不上台面’却扎根民间的东西。”
文章不点名，不骂人，只说事。但圈内人一看便知说的是谁。
八月十九日，《明报》副刊又出一篇，署名“一读者”，题为“也谈‘台面’”。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董千里安排的“捧场”文章。
读者来信的形式，配合前一天的论点，营造舆论声势。
文章写：
“读千里先生文，深有同感。何为‘台面’？若以西方文学标准衡之，武侠或不入流。然文化之根，不在台面之高下，而在民心之远近。吾家三代，祖父爱看《射雕》，父亲爱看《神雕》，吾爱看《笑傲》。三代人，口味不同，但都从金庸小说中，找到过乐趣，找到过感动。此等作品，岂是‘上不得台面’四字可轻慢？”
八月二十日，第三篇。
这次署名“老北京”。
写的是早年在北京听评书、看武侠小说的往事。文章结尾写道：
“后来南来香港，才知道这弹丸之地，竟出了一位金庸，把武侠写到了这般境界。若有人说此等作品上不得台面，我倒想问一句：什么样的作品，才算得上台面？”
三篇文章，三天连发。不骂人，不点名，但每一篇都在为金庸张目，每一篇都在呼应那个“上不得台面”的命题。
舆论开始发酵。
八月二十一日，有读者写信给《明报》副刊。
问：“那位说武侠上不得台面的主事者，到底是谁？”
副刊编辑回复：“不知。千里先生文中未提，我们也不便猜测。”
但越是这样，猜测越多。
八月二十二日，某小报率先登出消息：“传鑫时代赵鑫曾内部放言：武侠根本上不得台面。金庸老友董千里撰文回应，疑有所指。”
消息一出，圈内哗然。
那些原本不知道的人，现在知道了。
那些原本不当回事的人，开始当回事了。
八月二十三日，清水湾。
赵鑫坐在凤凰木下，面前摊着那几天的《明报》。
威叔站在旁边，抱着那个木盒，没说话。
谭咏麟从食堂走出来，手里拎着那袋橘子。
他在赵鑫旁边蹲下，看着那些报纸，沉默了一会儿，“阿鑫，这事不对。”
赵鑫点点头。
谭咏麟说：“董千里是三几年的人？他多少年没亲自下场写这种文章了。这是有人在背后推。”
赵鑫没说话。
张国荣从食堂走出来，走到赵鑫旁边，蹲下。
他翻开那本黑色笔记本，看着这几天的记录。
第二十轨：明报·三篇文章。
旁注：一九九〇年八月，有人开始下棋。
他合上笔记本，看着赵鑫：“鑫哥，这是冲咱们来的。”
赵鑫点点头。
他看着那几篇专栏，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董千里的文章，措辞温和，但句句都在往那个方向上引。
那两个“读者来信”，更是明摆着是在造势。
这不是普通的议论，这是有人在布局。
谭咏麟问：“阿鑫，你打算怎么办？”
赵鑫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先看看。看他到底要走到哪一步。”
八月二十四日，《明报》副刊再次发力。
这次不是董千里，而是另一位老牌报人，林云。
他写了一篇“文化之根与枝叶”，其中一段写道：
“近日论及武侠，有谓其‘上不得台面’者。吾以为，此论偏颇。文化如树，有根有枝叶。根在泥土中，不见阳光，不登台面，却是整棵树的生命所系。武侠者，正是那深入民间的根。若因不见阳光，便谓其‘上不得台面’，岂不是舍本逐末？”
文章结尾，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
“那位说此话的朋友，也许该想一想，你今日在台上风光无限，可曾想过，你所站的台，又是谁打的地基？”
这句话，已经隐隐指向赵鑫了。
八月二十五日，香港娱乐圈开始有人发声。
一位老牌导演接受采访，说：“金庸先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偶像。他的作品，养活了多少电影人、电视人。说他的东西上不得台面？这话过了。”
另一位资深编剧在专栏里写：“我入行时，写的第一个剧本就是改编金庸。没有金庸，就没有香港武侠片的黄金时代。饮水思源，不能忘本。”
风向开始变了。
从最初的“闲话武侠”，变成了“为金庸鸣不平”。
从最初的“不点名”，变成了越来越明确的指向。
八月二十六日，台湾《联合报》转载董千里文章。
标题改为“港圈热议：武侠真的上不得台面？”
同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也摘录了相关内容。
风暴开始蔓延。